忆苑缅怀:我们都叫他“阿达”!
文/礼长 刘会达牧师(Rev. Alopen Liu Hui Tak)生于1954年2月18日,于2017年1月29日归主怀抱。 刘会达牧师是我小学同学,我们都叫他“阿达”,那是他名字中的最后一个字。 在诗巫爱莲街卫理小学读完六年级后,他升上公教中学,我上卫理中学,两人分道扬镳。 由于他华文书写得体,自小就担负文字的工作。从福源堂少年团契开始,便协助纪录和书写服事;少团出版团讯,当年都是手写,我们都有份参与。 由于他的热衷文字工作,我因此知道了什么是“壁报”;因为据当年所知,公教中学在告示版上贴上许多学生创作、报告、通告之类的文字;阿达也是其中一位努力协助这项“张贴壁报”的工作。 当年,黄巧月牧师是福源堂少团顾问,我们都叫她“月姐”(跟着牧师妹妹这样称呼她)。少团是在星期天下午两点开始聚会,阿达由于参加男少年军(Boy’s Brigade),因此经常迟到。作为少团职员的他自然受到月姐和大家的责备;不久后,他对我说,不参加少年军了(当然就是因为与少团有时间上的冲突)。 今日想起,多少少年人因为透过男/女少年军而接触基督教;其实他在这方面的参与,绝对是正确的。 跟着他去少年团契 小时候,阿达由于祖父是牧师,很早便接触基督教。我会参加少年团契就是因为他经常踏着他的“老爷”脚车,在距离市中心不远的梅园路(中华路旁),老远就会听到“基格……基格……”的踏脚车声,就知道是他来了,要躲都不知躲哪里去。最后,我只好硬着头皮,跟着他去少年团契了。 那段少团的日子当然是童年的最美好回忆。记得我们与青年团契契友,包括主席夏长华、纪碧珍顾问等,每到星期六傍晚就一起踏着脚车到刘钦侯医院分派福音单张。 我完成九号课程后,他也结束高中课程,鼓励我去读神学。我又“傻傻地”听他的话,决志读神学。当然,由于我们都很“热心”在少团的事奉,读神学的决定自然不是一时的冲动。不过,在求学的路上,我们还是各走各路——他选择了去香港建道神学院,我则去了新加坡三一神学院。 顺利拿到神学学士文凭,同样也戴了帽子;回来砂拉越后,我只服事了一年半后便“开溜”,他则忠心耿耿地直到退休。幸好我也没有“辜负”他的开导,在他退休时为他拍了相片。 提起拍照,由于他出生在商人家庭,老爸是“开店”的——华英印务公司,因此经济状况自然比我们好。他从小接触摄影,也常有机会拍照,而我只有看的份儿。 他曾在诗巫卫理神学院(仍未被拆除的男生宿舍角落底层)的卫理联合影音室工作过一段短时间,学会剪接电影菲林,也教我上了宝贵的一课。而且,他也有机会在那里学洗相片,我也由他那儿学习与获取些相关知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