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礼长

刘会达牧师（Rev. Alopen Liu Hui Tak）生于1954年2月18日，于2017年1月29日归主怀抱。
刘会达牧师是我小学同学，我们都叫他“阿达”，那是他名字中的最后一个字。
在诗巫爱莲街卫理小学读完六年级后，他升上公教中学，我上卫理中学，两人分道扬镳。
由于他华文书写得体，自小就担负文字的工作。从福源堂少年团契开始，便协助纪录和书写服事；少团出版团讯，当年都是手写，我们都有份参与。
由于他的热衷文字工作，我因此知道了什么是“壁报”；因为据当年所知，公教中学在告示版上贴上许多学生创作、报告、通告之类的文字；阿达也是其中一位努力协助这项“张贴壁报”的工作。
当年，黄巧月牧师是福源堂少团顾问，我们都叫她“月姐”（跟着牧师妹妹这样称呼她）。少团是在星期天下午两点开始聚会，阿达由于参加男少年军（Boy’s Brigade），因此经常迟到。作为少团职员的他自然受到月姐和大家的责备；不久后，他对我说，不参加少年军了（当然就是因为与少团有时间上的冲突）。
今日想起，多少少年人因为透过男/女少年军而接触基督教；其实他在这方面的参与，绝对是正确的。
跟着他去少年团契
小时候，阿达由于祖父是牧师，很早便接触基督教。我会参加少年团契就是因为他经常踏着他的“老爷”脚车，在距离市中心不远的梅园路（中华路旁），老远就会听到“基格……基格……”的踏脚车声，就知道是他来了，要躲都不知躲哪里去。最后，我只好硬着头皮，跟着他去少年团契了。
那段少团的日子当然是童年的最美好回忆。记得我们与青年团契契友，包括主席夏长华、纪碧珍顾问等，每到星期六傍晚就一起踏着脚车到刘钦侯医院分派福音单张。
我完成九号课程后，他也结束高中课程，鼓励我去读神学。我又“傻傻地”听他的话，决志读神学。当然，由于我们都很“热心”在少团的事奉，读神学的决定自然不是一时的冲动。不过，在求学的路上，我们还是各走各路——他选择了去香港建道神学院，我则去了新加坡三一神学院。
顺利拿到神学学士文凭，同样也戴了帽子；回来砂拉越后，我只服事了一年半后便“开溜”，他则忠心耿耿地直到退休。幸好我也没有“辜负”他的开导，在他退休时为他拍了相片。
提起拍照，由于他出生在商人家庭，老爸是“开店”的——华英印务公司，因此经济状况自然比我们好。他从小接触摄影，也常有机会拍照，而我只有看的份儿。
他曾在诗巫卫理神学院（仍未被拆除的男生宿舍角落底层）的卫理联合影音室工作过一段短时间，学会剪接电影菲林，也教我上了宝贵的一课。而且，他也有机会在那里学洗相片，我也由他那儿学习与获取些相关知识。
最后的回忆
我还记得，阿达在民丹莪服事时，曾用电单车“隆帮”（载）我，由码头坐摩多船到巴拉当；再载我走树林中的羊肠小径，在树根上跳跃，经过丹章见天铁桥，再前往民丹莪乡区他的教堂。
有一回，不知怎样的情况下，发生了交通意外，他被车撞倒，大腿骨折，在刘钦侯医院呆了好几个月。我有几回带着“最佳礼物”——“马来西亚日报”（当时我服务的地方）――带给他看。
由于没服事教会，转而服事社会，加入报社服务，我也学会了拍照。后来阿达结婚时（没有记错的话），因为做了“无冕皇帝”，拍照自是不成问题；而他自然要我帮忙拍了一些照片。
阿达以前的家是在市中心，过去称为“哥斯威”（Causeway），就是今日三洋大厦前面的这条路；他们住在自己的三层楼商店最顶楼。这间商店至今没有出售，就在诗巫潮州公会隔邻。
当年对面的青年体育部，我们称“SBC”（应该是Sibu Boys Centre或什么的）是一座政府设施，有一座露天篮球场。那儿一年到晚都会举行各式各样的活动，如：篮球赛、歌唱比赛、选美会或其他集会。我经常可以见到阿达的孩子们，聚集在三楼屋顶外，居高临下地观赏底下的活动。偶而我由他们家后面的救生梯爬上屋顶，战战兢兢地走在屋瓦上，在屋顶边缘观赏底下活动，也算是一种冒险；幸好屋顶边缘还有一层的低围栏，还算有点安全感。
最近几年，我又与阿达一起，与这位年会历史文献部主席一起在教会历史工作上共同努力。
在他返回天家前两周，约了我到他府上，谈起他要出版的一本《365天灵修小册》，希望我能协助编辑工作。他早已完成手写工作，只待打字完成，便可进行编辑和复印。如今，这项未竟之工，竟成了我对他最后的回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