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苑缅怀:我们都叫他“阿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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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礼长

刘会达牧师(Rev. Alopen Liu Hui Tak)生于1954年2月18日,于2017年1月29日归主怀抱。
刘会达牧师是我小学同学,我们都叫他“阿达”,那是他名字中的最后一个字。
在诗巫爱莲街卫理小学读完六年级后,他升上公教中学,我上卫理中学,两人分道扬镳。
由于他华文书写得体,自小就担负文字的工作。从福源堂少年团契开始,便协助纪录和书写服事;少团出版团讯,当年都是手写,我们都有份参与。
由于他的热衷文字工作,我因此知道了什么是“壁报”;因为据当年所知,公教中学在告示版上贴上许多学生创作、报告、通告之类的文字;阿达也是其中一位努力协助这项“张贴壁报”的工作。
当年,黄巧月牧师是福源堂少团顾问,我们都叫她“月姐”(跟着牧师妹妹这样称呼她)。少团是在星期天下午两点开始聚会,阿达由于参加男少年军(Boy’s Brigade),因此经常迟到。作为少团职员的他自然受到月姐和大家的责备;不久后,他对我说,不参加少年军了(当然就是因为与少团有时间上的冲突)。
今日想起,多少少年人因为透过男/女少年军而接触基督教;其实他在这方面的参与,绝对是正确的。
跟着他去少年团契
小时候,阿达由于祖父是牧师,很早便接触基督教。我会参加少年团契就是因为他经常踏着他的“老爷”脚车,在距离市中心不远的梅园路(中华路旁),老远就会听到“基格……基格……”的踏脚车声,就知道是他来了,要躲都不知躲哪里去。最后,我只好硬着头皮,跟着他去少年团契了。
那段少团的日子当然是童年的最美好回忆。记得我们与青年团契契友,包括主席夏长华、纪碧珍顾问等,每到星期六傍晚就一起踏着脚车到刘钦侯医院分派福音单张。
我完成九号课程后,他也结束高中课程,鼓励我去读神学。我又“傻傻地”听他的话,决志读神学。当然,由于我们都很“热心”在少团的事奉,读神学的决定自然不是一时的冲动。不过,在求学的路上,我们还是各走各路——他选择了去香港建道神学院,我则去了新加坡三一神学院。
顺利拿到神学学士文凭,同样也戴了帽子;回来砂拉越后,我只服事了一年半后便“开溜”,他则忠心耿耿地直到退休。幸好我也没有“辜负”他的开导,在他退休时为他拍了相片。
提起拍照,由于他出生在商人家庭,老爸是“开店”的——华英印务公司,因此经济状况自然比我们好。他从小接触摄影,也常有机会拍照,而我只有看的份儿。
他曾在诗巫卫理神学院(仍未被拆除的男生宿舍角落底层)的卫理联合影音室工作过一段短时间,学会剪接电影菲林,也教我上了宝贵的一课。而且,他也有机会在那里学洗相片,我也由他那儿学习与获取些相关知识。
最后的回忆
我还记得,阿达在民丹莪服事时,曾用电单车“隆帮”(载)我,由码头坐摩多船到巴拉当;再载我走树林中的羊肠小径,在树根上跳跃,经过丹章见天铁桥,再前往民丹莪乡区他的教堂。
有一回,不知怎样的情况下,发生了交通意外,他被车撞倒,大腿骨折,在刘钦侯医院呆了好几个月。我有几回带着“最佳礼物”——“马来西亚日报”(当时我服务的地方)――带给他看。
由于没服事教会,转而服事社会,加入报社服务,我也学会了拍照。后来阿达结婚时(没有记错的话),因为做了“无冕皇帝”,拍照自是不成问题;而他自然要我帮忙拍了一些照片。
阿达以前的家是在市中心,过去称为“哥斯威”(Causeway),就是今日三洋大厦前面的这条路;他们住在自己的三层楼商店最顶楼。这间商店至今没有出售,就在诗巫潮州公会隔邻。
当年对面的青年体育部,我们称“SBC”(应该是Sibu Boys Centre或什么的)是一座政府设施,有一座露天篮球场。那儿一年到晚都会举行各式各样的活动,如:篮球赛、歌唱比赛、选美会或其他集会。我经常可以见到阿达的孩子们,聚集在三楼屋顶外,居高临下地观赏底下的活动。偶而我由他们家后面的救生梯爬上屋顶,战战兢兢地走在屋瓦上,在屋顶边缘观赏底下活动,也算是一种冒险;幸好屋顶边缘还有一层的低围栏,还算有点安全感。
最近几年,我又与阿达一起,与这位年会历史文献部主席一起在教会历史工作上共同努力。
在他返回天家前两周,约了我到他府上,谈起他要出版的一本《365天灵修小册》,希望我能协助编辑工作。他早已完成手写工作,只待打字完成,便可进行编辑和复印。如今,这项未竟之工,竟成了我对他最后的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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