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马越（法国）

一代人的精神食粮
回北京虽然只有短短一周时间，我还是找机会整理了大学时的藏书，也带了一些书回来重读。《傅雷家书》就是其中的一本。
傅雷，是中国著名的翻译家和艺术评论家，也是钢琴家傅聪的父亲。这本《傅雷家书》是他写给儿子的家信合集，出版后多次再版。我的这本，淡蓝的封面上有一根手绘的白色羽毛，是三联书店在1984年出版的增订本，定价2元。翻开书页，可以看到傅雷一家的照片和他的家书手迹。照片里的傅雷表情严肃眼神专注，只有坐在妻子身边的那张嘴角边露出一丝笑意。他的妻子朱梅馥眉目清秀，笑容和婉，在刚正倔强的丈夫身边如同一道秋日的暖阳。
在这些被照片凝固的瞬间之外，我知道关于这对夫妇的一些事情。傅雷和朱梅馥是远房表兄妹，青梅竹马，伉俪情深。他们的婚姻承载了现在这个时代已经不容易找到的传统爱情。从外表看，傅雷才华横溢而桀骜不驯，有着恃才傲物的强人性格，也有着一颗视艺术为生命的赤子之心。而朱梅馥一生相夫教子，随和柔顺，自称“不智”且“天性懦弱。”可是在生活中，朱梅馥却是维系这个家庭的核心人物。在傅雷一生的翻译、批评和研究生涯中，朱梅馥是他最得力的助手。在傅雷大起大落的感情生活中，朱梅馥是包容忍让、始终如一的伴侣。在傅雷对儿子傅聪“爱之深责之切”的管教中，朱梅馥是维系父子之间情感关系的纽带。在五六十年代中国动荡起伏的政治风云中，朱梅馥与傅雷一同承担着心理上的压力和精神上的折磨。他们夫妇在书香琴韵中彼此扶持，度过大半生的时间。当时代的风暴即将摧毁他们的精神和灵魂之舟时，他们选择一起携手走向生命终点，在1966年中国文化大革命初起之时，以自己有限生命的结束换取无价的人格尊严。
《傅雷家书》出版时影响很大，曾是一代人的精神食粮，我读这本书的时候已经是90年代初了。傅雷离世的时候是53岁，和我父亲去世时年纪差不多。傅雷是传统中国知识分子的典型，博学严谨，对自己的工作和为人要求完美，我的父亲也是如此。所以我读《傅雷家书》时有一种亲切的感觉。我熟悉傅雷这样的父亲，严于律己，术业有专攻，对孩子要求严格，有些家长作风。可是心地善良，责任感强，善待朋友，深爱家人。这样的人，无论在哪里，也算是难得的父亲吧。

50万字的家书
事隔十几年重读《傅雷家书》，熟悉的感觉仍在，可我却有了不同的感受。是因为自己也做了母亲的缘故吗？从他的家信中，我赫然发现傅雷竟然有些像美国当代文化中所定义的“直升飞机父母”（Helicopter parents）。“直升飞机父母” 这个词，最早出现于美国60年代末的儿童教育著作中，最近十来年才成为大众文化中的流行词汇，甚至在2011年被做为一个词条收入字典。它指的是对孩子过度关心和保护，尤其是对已成年子女的生活过度参与的家长们。这些父母不仅会在孩子小的时候竭尽教养之责督导之职，而且在孩子长大离家后，仍然不断介入到孩子的生活中。他们会帮助孩子选择专业和职业，帮他们与未来可能的雇主谈工资待遇，建议他们如何选择配偶，各种不惜余力各种出谋划策。虽然没有与孩子同住，可是这些爸爸妈妈就像直升飞机一样随时来到孩子们的头上盘旋回转。“直升飞机父母”就是籍此而得名。
近年来美国“直升飞机父母”的增长，与当代通讯技术和社交媒体的发展有关。父母可以很方便地借助手机和其它社交网络与自己的孩子联络互动，随时了解孩子的生活状况，并给予相关的协助。与现在相比，1950年代的中国可不是什么通讯发达的时代。除了偶尔的电话和电报联络以外，通信大概是唯一常用的通讯方式。可是这并不影响傅雷成为一名“直升飞机爸爸。”傅聪出生于1934年，1954年去波兰留学学习钢琴演奏。《傅雷家书》中的第一封信写于1954年年初傅聪出国之前，最后一封信写于1966年6月3日，距傅雷夫妇离世仅仅3个月的时间。也就是说，傅雷从儿子20岁离家开始给他写信，直写到自己的生命终结前不久。而当时傅聪已经32岁，结了婚，自己也有了儿子，做了父亲。
根据《家书》中的《增订本后记》记载，从1954年到1966年这12年间，傅雷写给傅聪的家信有307封，平均每年25封。收录在《傅雷家书》中的仅仅是其中的178封，尽管有删节，累积也超过20万字。我们无法确知全部家书字数的总合。据傅雷自己在1955年12月21日的家信中提到，他当时每个月给傅聪写3封信，每封信至少有3000字（见《家书》第105页）。据此推想，傅雷一年中写给儿子的家书可达十几万字。在12年中，家书虽然因为政治的原因而一度中断，据我自己的保守统计，傅雷写给儿子的家信至少超过50万字。这是相当惊人的记录。要知道傅雷是个现代意义上的工作狂，常常一天工作10个小时以上。除了翻译、写文艺评论、参加各种文化活动和政治学习以外，他的大部分家信都是在 “业余时间” 里完成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傅雷是一个非常勤勉尽责的父亲。试问包括我自己在内的父母，谁有可能在一周工作70个小时之外，还有心思精神和余力给孩子写信或者写电子邮件，一写就是成千字上万字，连续写12年，直写到自己生命终点的？

“只许成功，不许失败！”
傅雷家书不仅数量众多，而且内容丰富。以现在的观点来看，傅雷真是“管得够宽的。”注重心灵独立和个人空间的当代年轻人可能对此尤其不能理解。在家书中，傅雷不仅和儿子谈艺术、谈音乐、讲做人的道理，还会对他的学业提供极为具体的建议，对他的感情生活也常常发言。除此之外，他对傅聪的日常生活，行为举止的细节都会关注到。比如他告诉傅聪该如何写信封贴邮票才显得干净整洁，和人说话吃饭时手要放在哪里，待人接物的基本礼节，心理问题如何化解，情绪的起伏该如何调适，在经济上应该如何量入为出等等。仅仅是一个弹琴时身体摇摆的问题，傅雷从1954年的家信中开始提到，直到1963年的信中仍然反复强调和提醒。这种情形到傅聪结婚生子以后依然如故。傅雷会写信教两夫妇如何理财，询问他们的收支情况，建议他们何时要小孩，对他们要买新房子的计划发表意见。他甚至教傅聪如何“培养”妻子弥拉，让她成为更好的艺术家伴侣。在《家书》第299页，傅雷写到：
“孩子，别因为埋头于业务而忘记了你自己定下的目标，别为了音乐的艺术而抛荒生活的艺术。弥拉年轻，根基未固，你得耐性细致，孜孜不倦地关怀她，在人生琐事方面，读书修养方面，感情方面，处处观察，分析，思索，以诚挚深厚的爱做原动力，以冷静的理智作行动的指针，加以教导，加以诱引，和她一同进步！倘或做这些工作的时候有什么困难，千万告诉我们，可帮你出主意解决。你在音乐艺术中固然只许成功，不许失败；在人生艺术中，婚姻艺术中也只许成功，不许失败！”
这样的文字，以现在的眼光看，有些“触目惊心。”要知道当时傅聪已经26岁，独立在国外生活多年。妻子弥拉也已经20出头。在父母的心目中，无论年龄多大，孩子总归是孩子。可是孩子毕竟已经成人，有了自己的想法和生活。傅雷好像并不考虑这些。他不仅管自己的儿子，还把儿媳妇也当成了教育和培养的对象。如果我是傅聪或者弥拉，面对这样一个无论对人生还是对艺术，都 “只许成功，不许失败” 的父亲，也会感到巨大的压力吧。
尽管在今天看来傅雷对孩子管得太多太严，以中国当时的国情和标准来衡量，傅雷其实算是一个很开明的父亲。他早年留学法国，游历欧洲，深受西方文化影响。不仅本人知识渊博学养丰富，对孩子严格要求寄予厚望，也力图以自己的为人处事给孩子做出榜样。傅雷做事极其认真勤奋，视真理和艺术为生命。他心思纯正，感情丰富，会毫不掩饰地流露内心的感受，包括自己痛苦和软弱的一面。所以和一般封建专制的家长不同，他虽然是个严厉的父亲，却会反躬自省，向孩子道歉认错，请求原谅。在一封家书中，他这样写到：
“我也知道你从小受的挫折对于你今日的成就并非没有帮助，但我做爸爸的总是犯了很多很重大的错误。自问一生对朋友对社会没有做什么对不起的事，就是在家里，对你和你妈妈作了不少有亏良心的事——这些都是近一年中常常想到的，不过这几天特别在脑海中盘旋下去，像恶梦一般。可怜过了45岁，父性才真正觉醒！”
虽然在家信中苦口婆心，事无巨细地对傅聪生活的一切方面发表自己的意见，可是他也时时在对自己的教子之道做出反省。他之所以唇焦舌敝地对孩子讲自己的这一套，实在是出于一片爱子之心，也是出于自己凡事较真的脾气和强烈的责任感。他就是这样一个人，而且不仅对自己的家人如此。据常年在傅雷家工作和生活的保姆周菊娣回忆说：“傅先生是好人。有几次，我生病了，傅先生把医药费放在我的面前，一定要我上医院看病。我不去，他就发脾气。我看病回来，他才放心了。我的女儿住在浦东。有时我去看女儿，如果晚上八点还没回来，傅先生就坐立不安，生怕我路上出什么事情。”对家中的保姆尚且如此，可见傅雷的为人。给傅聪写了这么多家信，傅雷也未尝不知道“听不听在你。”可是以他的性格，他实在是不吐不快。正像他自己在同一封信中所写的：
“我老想帮助弥拉，但自知手段笨拙，深怕信中流露出说教口吻和家长面孔。青年人对中年老年人另有一套看法，尤其西方少妇。你该留意我的信对弥拉起什么作用：要是她觉得我太古板，太迂等等，得赶快告诉我，让我以后对信中的措词多加修饰。我决不嗔怪她。”
在不久之后的信中他又写到：
“我一心一意为你打算，不论为目前或将来，尤其为将来。你忙，没有空闲来静静地分析，考虑；倘我能代你筹划筹划，使我身后你还能得到我一些好处—及时播种的好处，那我真是太高兴了。”
可怜天下父母心！时年53岁的傅雷经历了“反右”的冲击，身体时时受到疾病的折磨（眼疾、关节炎、神经衰弱等等），还有工作上的压力和精神上的痛苦。可是他念念于心的，不仅是现在能为孩子做些什么，甚至还有自己身后能给孩子什么样的好处，人之爱子不过如此！傅雷的确是一个好父亲，可是他活得太辛苦了！这固然是他的性格使然，也和很多中国父母对孩子的看法和态度有关。对传统的一代而言，孩子是家族传承的希望所在。对父母来讲，孩子是自己生命的延伸和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对于傅雷这样的父亲来说，因为特定的文化历史和政治原因，孩子在海外的一举一动不仅关乎自己，更关乎民族和国家的荣誉。所以他才会对儿子提出“只许成功，不许失败”的要求。
作为一名学养深厚的知识分子，傅雷对宇宙人生有着很深刻的认识和感慨。他知道世事复杂难料，人生起落无常，人性软弱有限。在《家书》中，他常常慨叹人的渺小，自觉“人在世界上对一切生物表示‘唯我独尊’是狂妄可笑的”（316页）。可是这份旷达领悟却不能使他做到看破得失，真正放下。相反，他什么都放不下。大至国事政事、文学艺术，小至孩子的事业家庭身体健康饮食起居，都是他耿耿于怀兹兹在念的对象。正所谓“人生不满百，长怀千岁忧。”写到这里，我忽然意识到，傅雷并不是当代的所谓“直升飞机父母”。这样定义傅雷是简化了他。他写下洋洋几十万言的家书，也不是为了遥控孩子的一举一动。在那个特定的时代，做为一个有责任心有正义感的中国人，一个爱国家爱艺术爱孩子的父亲，傅雷只是尽力去做自己所能做当做的事。更何况，在当年的环境中，在身边可以和他这样平等真诚交流的人也寥寥无几。他的家书，不仅是一位父亲写给儿子，也是一位艺术家写给一个心灵上的朋友，一个心灵饥渴的人写给一个爱的对象。与其说是孩子需要他这样的指教，倒不如说是他需要与孩子有这样的交流和倾诉的机会。当代美国“直升飞机父母”的出现说明了一个问题，无论东方西方，父母为孩子操心，都是他们寻找和建立自己价值感的一种方式。只不过在傅雷的时代像他这样的是极少数的特例，而现代人因为教育程度、思想观念或者经济条件的进步而表现的更加普遍罢了。

大树底下不长草
虽然美国有“直升飞机父母，”但大多数的美国家长对孩子，尤其是对已经成年子女的生活还是干涉不多的。在大学里，很多学生要自己贷款打工支付学费。年轻人前途和工作的选择，婚姻和后代的考虑更是他们自己的事。父母可以提出建议表达期望，可是做选择的权利和自由在孩子身上。就像我的两个在美国出生长大的表弟表妹，一个在纽约当律师，一个在费城做艺术家。当律师的表妹收入不错，当艺术家的表弟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没有稳定的经济来源。说起这个孙子，当妇产科医生的奶奶很是不以为然，总是摇头不已。而父母索性不参与意见。孩子自己选择的道路就由他自己承担。现在律师还是单身，艺术家已经成家立业，并不打算要孩子。我姑姑虽然很想抱孙子，除了干等也没有办法。比较之下，亚洲的“直升飞机家长”不在少数。我念书的时候认识一些亚洲来的留学生朋友，已经20多岁的人了，自己独自在外求学，是很聪明也有相当独立生活能力的孩子。可是有两个女孩每天要给家里打电话报平安，不知道是家长的要求还是自己的需要，连在外出旅行时也不例外。我的印度邻居Tina40多岁了，每天一早一晚要在固定时间给远在印度的母亲打两通电话。如果因为有事耽误了没有及时打过去，她妈妈在那边就会坐立不安，打来电话追问。我不反对家人间彼此联络，可是如果事无巨细都要汇报，天天如此就难免成为一种负担。孩子需要学习独立自主，父母则需要学习放手，因为即使父母的学识再好、见识再高、意见再正确，也不能代替孩子生活。人连自己的命运都不能掌控，谁又能去塑造另一个人的生活呢？就拿傅雷来讲吧，他千叮咛万嘱咐，要孩子好好经营婚姻，可是傅聪和弥拉的婚姻还是以离婚收场。傅聪一生中经历了三次婚姻，两次离异。这其中的甘苦和他所要做出的种种选择取舍，又岂是傅雷夫妇可以预见和改变的？
西方人很不理解，为什么中国父母有时候恨不得把自己卖了而给儿女好处。与西方国家相比，中国的父母的确特别操劳。父母给孩子的都是自己认为最好的，他们全心全意的付出让人感动。可是自己觉得最好的，并不一定是对孩子最好的。任何觉得只有自己的建议才是对孩子最好的父母，不是高估了自己的能力，就是低估了别的因素对孩子的影响。况且父母对孩子的生活参与过多，通常会造成两种后果，不是养成孩子对父母的过度依赖，就是让他们产生强烈的逆反。小的时候还不妨，父母理应对幼儿恪尽教养之责。到孩子成年以后如果父母还是抱着“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心态，对孩子的一切照顾到无微不至，虽然主观心愿是好的，客观上却会带来负面的效果。最操心最尽责的父母，不见得养出有独立人格和责任感的孩子。“大树底下不长草”就是这个道理吧。
说到底，这还是一个观念和界限的问题。《圣经》创世纪第二章24节上说：“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结合，二人成为一体。”又说孩子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这并不是说成年的子女不需要照顾父母，而是说人在成年以后，需要学习独立经营婚姻和承担家庭责任。对于子女的教育，父母只须尽到管理陪伴之责，并不需要把孩子当成自己的财产和生命的投影。中国古人曾说“子孙自有子孙福，”这实在也是因为他们知道孩子的事，学业也好，事业也好，婚姻家庭也好，主要还是靠他们自己，更免不了其它各种客观因素的影响。为人父母所能做到的有限，就算不放心，也得学习放手。其实如果早些认识到这些，对父母对孩子来讲都是一种解脱。父母自己可以放松心情享受自己的生活，孩子也没有那么大的情感负担，就算犯了错也不会因为怕辜负了父母的期望而避重就轻，报喜不报忧，反而让彼此产生误会和隔膜。总而言之，爱孩子是人之常情，可是我们做父母的，真的应该学习有分寸有界限地去爱孩子。就算觉得我们自己的意见是对的，也应该给孩子留有余地，尊重孩子的个性和特质，给他们自己的空间，甚至给他们犯错的机会。说来说去，我们毕竟是人，上帝还给人以自由意志的选择呢！

爱中的背影
出于个人兴趣，我读过不少英文非虚构类作品。其中以家庭故事为主题，以父母子女关系为主线的口碑书和畅销书中，没有一本是父母以成功者角度而写的“育儿经验谈。”相反，很多倒是在我们看来的“揭短儿”之作。《玻璃城堡》（Glass Castle）的作者有个任性的准艺术家母亲，和有才华却缺乏家庭负责任感的酒鬼父亲。《俄亥俄狄梵思的获奖者》（The Prizewinner of Defiance, Ohio）里，作者的父亲终年酗酒，母亲靠写广告标语参赛获奖的收入艰难养大10个孩子。当然，这些也是特例。2010年，美国的“故事公司”（StoryCorps）从收集到的40000份对谈中选出关于母亲的回忆，出版了《母亲》（Mom）一书。书中的孩子们讲到母亲对自己的影响大多是积极正面的。让我感兴趣的不是这个，而是来自母亲那一方的回应。面对孩子们的感谢，这些母亲说：“我不知道自己做对了什么。”“我猜是我的运气好，有你这个孩子是上帝给我的祝福。”“你是你自己，你成功了，我不以此居功。你失败了，我也不会替你承担责任。”东西方读者大概都喜欢草根逆袭的故事。酒鬼父亲不是重点，贫穷暴力下长大的童年也不稀奇。不负责任的父母未必就养出不好的孩子，逆境中的成长有时反而让人坚强成熟。在这些书中，让我印象深刻的，是孩子与父母之间真实的生命互动，是彼此之间的平等尊重。父母当然不可能完美，他们和子女之间的关系也是复杂多变的。而这些书里记录的，不是对父母的论断或者褒贬，更多的是直面真相的勇气，在理解中的接纳，还有彼此不以成败论英雄的坦然；这些，也许比所谓的“育儿经验谈”更触动人心吧。
我想，做为父母，爱孩子几乎是一种本能。可是如何爱，就是一门学问了。必须承认，做为父母，我们也不是那么有智慧，天生就知道如何去爱。我们自己也是一个有限的人，希望给孩子最好的，可是不知道什么是最好的。或者给了我们以为是最好的，而这好的东西对孩子到底有没有好处也不确定。我们的爱不完全，因为我们自己本来就不完全。我们会犯错，就像孩子会犯错一样。如果我们不把教养孩子当成一个证明自己的项目来完成，而是当做一种自我发现自我成长的生命体验来经历，那么，我们就可以更少负担地去爱，我们和孩子之间的关系也可以更真实自然。孩子固然渴望被爱被接纳，做为父母的我们，也有这样的渴望啊。为人父母的总觉得是自己在教育孩子，其实从生命成长的角度来讲，父母和孩子之间可以彼此滋养，一起学习接纳自己，尊重别人。
对于父母与成年子女的关系，龙应台在《目送》中曾有这样的感慨：“我慢慢地、慢慢地了解到 ，所谓父女母子一场 ，只不过意味着 ，你和他的缘分就是今生今世不断地在目送他的背影渐行渐远。你站立在小路的这一端 ，看着他逐渐消失在小路转弯的地方 ，而且 ，他用背影默默告诉你 : 不必追 。”多少年前，朱自清看着父亲的背影在站台上渐渐远去，体会到他对自己无言的爱。现在，龙应台看着儿子的背影离开，提醒自己爱有时就意味着保持适当的距离。
做为两个孩子的母亲，我希望多少年后，自己能坦然面对孩子的背影，那并不意味着放弃和丧失，而是生命自然的流动和延续，亲情最终的信任与体贴。而当他们还在我身边的时候，但愿我们能学习如何彼此相爱，共同体味这充满艰难，又奇妙可畏的生命之旅。“生命没有被打上蝴蝶结，可仍旧是一份礼物。”毕竟，就像《爱德华的奇妙之旅》中所说的：
“如果没有爱，那么，这整个的旅程本身，又有什么意义可言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