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陈心洁（临床心理学博士）

2017/4/13下午
把《苦难的声音》最后一章的文稿划上句点，邮寄给美国的顾问，算是结束了这本书的英文初稿。长长吐了一口气，居然喜极而泣。
从一月份到现在，共四个月，不敢动念写散文或随想杂文，也没有任何一篇中文稿件的生产，只因为把所有的文思都投资在这本英语专著上。每周一个章节的目标，共七章10万字，顾问都说我打破了学术界的写作产出记录。
感觉回到写博士论文的时代，只是这次不是为了自己而写，是为了一群没有声音的少数民族发声。他们，是我的彝族朋友，也是一群被历史亏待的边缘群体。我们倾听了他们的苦难故事约有两年，我们参与了他们的宗教活动和传统仪式，我们把他们的声音和影像录制成视频，我们把他们的访谈整理成文字，凝练成主题，转化为数字，分析比较等等。整个人浸泡在他们的历史长河与现实苦楚中，在不同阶段接触这些原始资料过程中，时而悲叹，时而落泪。在中国的8个研究助理，跟着我出生入死，跋山涉水，常常也被我折腾得泪眼汪汪。我们的学术使命感，是要还原苦难的真相，建构本土心理学理论；而我们的助人情怀，是要让世界听到他们的声音，祈愿社会正义早日实现在这片土地上。
了解菲佣的生态
感觉这个写书过程，也可以写成一本悲壮的史诗了。但这不是我这篇文章的重点，而是想针对上周四的一个小插曲而发言。她，是我们家最近每两周来打扫一天的女工，来自菲律宾。因为父母出远门，自己一个人看家，就自然成了“清洁指挥官“，带着她一起打扫。幸好能用英语沟通，这个年轻的清洁女工也很认真地完成我给她的任务，不多说话。
中午，我出去打包了炸鸡饭给她，想起两年前曾去过一次菲律宾的风灾灾区做人道救援的义工，记得当地人喜欢吃炸鸡。到家后，喊她休息吃午饭，边吃就边聊起菲律宾的风灾，问起她的家乡有否受影响。她说还好她们家在西岸，影响不大。然后我又追问了一下她是否喜欢诗巫，我的家乡？她摇摇头苦笑。我问她是否有信仰，因为菲律宾是个天主教国家。她说的确是天主教徒，但是来了这里一年半，都没有机会去教堂，因为天天都要工作。
我听了很吃惊，因为以前我们家有常驻的印尼女佣时，也都有一天的假期。但是眼前的这位姑娘，却要每天8个小时的工作，每周7天，每天被雇主带到不同家里去打扫。说到这里，她有点哽咽。这让我想起自己研究访谈的对象——彝族，和他们出外打工的经历。
我也不想越界给她做心理辅导，只能稍微倾听和收集一些信息，想更多了解菲佣的生态。原来合同不是这样写的，她说。她没想到雇主完全没有给她自由，还扣了薪资，每月挣的几百块钱也和在菲律宾打工赚的差不多。

我问她为什么想远渡重洋来打工呢？她说，我老公比我先来，在一个工厂打工。“哦，原来如此” 我心想。“那你们每周都能见面吗？”我又八卦了一下。她说，”没有，雇主不肯”。我就更惊讶了，“为什么？”。她也不知道，“这是规矩，但是可以通电话”。
“那你来一年半都没见上你老公一面？！”我按捺不住自己吃惊的神情。她点点头。我突然感到一阵心酸，也许是想起自己小时，父亲在国外打工的情景吧。她接着告诉我，她其实还有个一岁半的孩子在老家。去年年底，她想孩子了，拿假期回去看孩子半个月。结果回来后雇主要扣她5千元的薪水（相当于半年的薪资），合同上并没有这条规定。她感觉到被骗了。幸好她懂得劳动法，知道依法申诉的渠道，就以此和雇主谈判，最后终于夺回自己的权益。
被歧视和剥削
这又让我想起凉山的彝族朋友们，他们也常在打工过程被剥削，但是没有申诉的平台。这群外来的“女佣”和清洁工们，在我的马来西亚老家，居然也被歧视和剥削。虽然最后她还是在一天的工作完成后被雇主接回去了，我偷偷塞了一点小费给她。相信有骨气的她，在服务满两年后就会头也不回地离开。我心里也不希望她再回来，如果要继续面对这种非人性的待遇。只是，我感到很惭愧，身为诗巫人，还是个基督徒，不能为她们这群人做些什么。
有些朋友在家乡遇到我，都会问说：“哦，你回来啦！我常在xx报上看你的文章，怎么最近没写了呢？”感谢他们的鼓励，我就立志在完成英文书稿后，要写这样一篇中文的文章，为她和她们这类人发言。
相信在诗巫的华人，身边都会遇到一两个“她”；能不能安排个机会，让她们和咫尺天涯的亲人相见？或者给她们一个安息日去教堂作礼拜？牲畜工作尚且需要养息，更何况是神所创造的人呢？
别为了那几点小钱，破坏了诗巫人在外国人的形象，甚至成为天国的绊脚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