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乡处处:你我身边的她们

with No Comments

文/陈心洁(临床心理学博士)

2017/4/13下午
把《苦难的声音》最后一章的文稿划上句点,邮寄给美国的顾问,算是结束了这本书的英文初稿。长长吐了一口气,居然喜极而泣。
从一月份到现在,共四个月,不敢动念写散文或随想杂文,也没有任何一篇中文稿件的生产,只因为把所有的文思都投资在这本英语专著上。每周一个章节的目标,共七章10万字,顾问都说我打破了学术界的写作产出记录。
感觉回到写博士论文的时代,只是这次不是为了自己而写,是为了一群没有声音的少数民族发声。他们,是我的彝族朋友,也是一群被历史亏待的边缘群体。我们倾听了他们的苦难故事约有两年,我们参与了他们的宗教活动和传统仪式,我们把他们的声音和影像录制成视频,我们把他们的访谈整理成文字,凝练成主题,转化为数字,分析比较等等。整个人浸泡在他们的历史长河与现实苦楚中,在不同阶段接触这些原始资料过程中,时而悲叹,时而落泪。在中国的8个研究助理,跟着我出生入死,跋山涉水,常常也被我折腾得泪眼汪汪。我们的学术使命感,是要还原苦难的真相,建构本土心理学理论;而我们的助人情怀,是要让世界听到他们的声音,祈愿社会正义早日实现在这片土地上。
了解菲佣的生态
感觉这个写书过程,也可以写成一本悲壮的史诗了。但这不是我这篇文章的重点,而是想针对上周四的一个小插曲而发言。她,是我们家最近每两周来打扫一天的女工,来自菲律宾。因为父母出远门,自己一个人看家,就自然成了“清洁指挥官“,带着她一起打扫。幸好能用英语沟通,这个年轻的清洁女工也很认真地完成我给她的任务,不多说话。
中午,我出去打包了炸鸡饭给她,想起两年前曾去过一次菲律宾的风灾灾区做人道救援的义工,记得当地人喜欢吃炸鸡。到家后,喊她休息吃午饭,边吃就边聊起菲律宾的风灾,问起她的家乡有否受影响。她说还好她们家在西岸,影响不大。然后我又追问了一下她是否喜欢诗巫,我的家乡?她摇摇头苦笑。我问她是否有信仰,因为菲律宾是个天主教国家。她说的确是天主教徒,但是来了这里一年半,都没有机会去教堂,因为天天都要工作。
我听了很吃惊,因为以前我们家有常驻的印尼女佣时,也都有一天的假期。但是眼前的这位姑娘,却要每天8个小时的工作,每周7天,每天被雇主带到不同家里去打扫。说到这里,她有点哽咽。这让我想起自己研究访谈的对象——彝族,和他们出外打工的经历。
我也不想越界给她做心理辅导,只能稍微倾听和收集一些信息,想更多了解菲佣的生态。原来合同不是这样写的,她说。她没想到雇主完全没有给她自由,还扣了薪资,每月挣的几百块钱也和在菲律宾打工赚的差不多。

我问她为什么想远渡重洋来打工呢?她说,我老公比我先来,在一个工厂打工。“哦,原来如此” 我心想。“那你们每周都能见面吗?”我又八卦了一下。她说,”没有,雇主不肯”。我就更惊讶了,“为什么?”。她也不知道,“这是规矩,但是可以通电话”。
“那你来一年半都没见上你老公一面?!”我按捺不住自己吃惊的神情。她点点头。我突然感到一阵心酸,也许是想起自己小时,父亲在国外打工的情景吧。她接着告诉我,她其实还有个一岁半的孩子在老家。去年年底,她想孩子了,拿假期回去看孩子半个月。结果回来后雇主要扣她5千元的薪水(相当于半年的薪资),合同上并没有这条规定。她感觉到被骗了。幸好她懂得劳动法,知道依法申诉的渠道,就以此和雇主谈判,最后终于夺回自己的权益。
被歧视和剥削
这又让我想起凉山的彝族朋友们,他们也常在打工过程被剥削,但是没有申诉的平台。这群外来的“女佣”和清洁工们,在我的马来西亚老家,居然也被歧视和剥削。虽然最后她还是在一天的工作完成后被雇主接回去了,我偷偷塞了一点小费给她。相信有骨气的她,在服务满两年后就会头也不回地离开。我心里也不希望她再回来,如果要继续面对这种非人性的待遇。只是,我感到很惭愧,身为诗巫人,还是个基督徒,不能为她们这群人做些什么。
有些朋友在家乡遇到我,都会问说:“哦,你回来啦!我常在xx报上看你的文章,怎么最近没写了呢?”感谢他们的鼓励,我就立志在完成英文书稿后,要写这样一篇中文的文章,为她和她们这类人发言。
相信在诗巫的华人,身边都会遇到一两个“她”;能不能安排个机会,让她们和咫尺天涯的亲人相见?或者给她们一个安息日去教堂作礼拜?牲畜工作尚且需要养息,更何况是神所创造的人呢?
别为了那几点小钱,破坏了诗巫人在外国人的形象,甚至成为天国的绊脚石!

分享 Sha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