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陈心洁（临床心理学博士）

大概有一个月无法沉下心来提笔, 一直在等待这样的感动和时机回到电脑前来书写闲情, 无奈身心疲惫, 总给自己太多理由推脱。没想到居然是一场主日礼拜，让我有了想发声的冲动……好久没有在敬拜中流泪了，上一次是在吉隆坡庆祝父亲节的那个主日，这次却是在家乡记念“原住民事工”的主日。

当礼拜开始时, 那身著传统服装的男女伊班舞者在讲台上翩然起舞, 我的心灵被 “美”触动着, 惊喜得硬咽……看到身旁好多人都举起手机来拍摄视频, 我才想起自己居然把手机放在家里充电，只好用大脑海马体来记录这难得的一幕。这些传统舞者，不论男女，跳得如此用心，让人仿如置身长屋中。那盛装的打扮，从头冠到脚环，没有一点马虎。柔柔缓缓的四肢和灵活的腰肢，让人陶醉在这个纯粹的民俗传统中。好久没有看到这么不造做和不俗气的民俗舞蹈了。那些在旅游景点销售的民族舞曲，已然失去了原始的灵魂，所以我顿时被自己的家乡惊艳到了！

这过去八年在中国参与救灾和扶贫的工作, 从个人的志愿服务到成立“赤足志愿服务小组”, 带学生和各领域的专家们到前线服务的对象大部份都是中国的“少数民族”。原本是巧合，让我踏上了跨文化和跨宗教的事工；但回头一看，这中间却不能不说没有上帝的安排和美意。先是前后一年在青海玉树的藏民灾区，后来进入云南的各个苗寨灾区，这中间让我在偶然的情况下结织了许多藏族和苗族朋友。

之后受邀到中央民族大学上一门宗教心理学的课，又接触了许多回族和维吾族的老师和学生们。最近两年申请到美国的一个调研项目，让我可以用心理人类学的研究方法，更深入的进入中国彝族自治区，和苦难中的“诺苏”（黑彝）们进行交流和服务。这些看似偶然的契机，却堆砌成了我生命中的云彩，让我和“非汉族”类的“他者”，有了解不开的情怀和使命。

以文字为他们发声
记得有一次和美国的顾问在交流作学术的意义和目的，当时很困惑我们这些所谓的“专家/ 学者”除了能把他们的苦难当成社会议题来写论文出版，还能有什么益处? 我们是否无形中“消费”了他们的苦难？当时，顾问让我去看台湾人类学者刘绍华的《我的凉山兄弟》这本书，她说：“我们虽然一时之间改变不了社会的不公义，但我们可以用文字来为他们这些受苦的人代言和发声。我们可以让国际学者知道，还有这样一群人存在，他们可以教导我们生命的韧性和功课。”

于是，本着“代言人”的身份，我带着八个助理，前后五次进入了四川大凉山腹心地和云南的彝族自治州。这中间，我们学习了他们的宗教生态，参与了宗教仪式和倾听了苦难的经验。当初以为这些区域的贫困是地理环境所导致；后来发现，历史政治和体制的不合理，使贫困变本加厉，促进了失业、打工、吸毒、艾滋病等恶性循环。

在寻访中，我们进入了“艾滋村”，遇到了许多艾滋家庭，听到和见到了许多无奈。难道，我们就在记录下他们的故事后，眼睁睁地看着他们消失人间？他们的家人怎么办？能不能保护一些小孩免受感染？

于是，有了七月份的回访安排。坦白说，对艾滋病一无所知的自己，开始有想对艾滋村进行医疗干预的想法时，是很忐忑不安的。从默默在心中蕴酿，到询问医疗专家相关知识、治疗方案、预防措施，及至最后到处邀请医护专业的志愿者，这个过程不无挑战。很感恩的是, 有北京/ 台湾/ 马来西亚的朋友帮忙我找到检测HIV 的设备，并主动捐赠这些器皿。但是，谁来操作这个验血的过程啊？我虽然天不怕地不怕，却是怕“见鲜血”的人。每次去打针或抽血，都要鼓足了勇气，运用各种放松法来使自己冷静的人，怎么可能去帮人扎血啊？那让我的助理去呢？她们虽然是身经百战的娘子军，可是也没有医疗的训练背景，万一扎到自己，受到感染，这个风险我可承担不起！

在千思百虑后，我还是广布英雄帖，请朋友们代为转发。没想到， 一天内就有一名素未谋面的台湾医生和一名四川的护士愿意请假四天，自掏腰包的上路。然而，他们都年逾半百，我起初担心他们是否能承受得了那14 个小时的崎岖山路，还有山区的艰苦条件。在他们一再地健康保证之下，我们终于在成都见面开会，风雨无阻的上路了。

上帝的开路
这个医疗义诊的过程，让我看到上帝的开路，让我们在泥石流塌方道路管制的重重障碍下，顺利按时的完成工作。虽然中途我们回访时有身心疲惫的时候，甚至一名助理也折翼告返；但是神让大雨止住，天气放睛。当我们离开之后，雨季又重新返回。值得一提的是，我也克服了对抽血的恐惧，硬着头皮在医生的指导下，为好几名大人孩子验血。每每看到负性的结果出现时，就会抽了一口气。但也有几次看到阳性的结果，那两条红杠慢慢出现，让心里无比沉重。而且，我们有三名调研个案已经在这半年因HIV 病发而去世了。除了哀悼和资助他们的孩子上学，这次我们也找到了当地的疾控中心，谘询了政府防艾和治疗的政策；发现其实当地有免费的检测和治疗药物，只是还在落实的过程中。村民们并没有得到清楚的教育，不知道艾滋的后果和传染途径，也没有按时去取药。我们的志愿者贾医生，还陪伴一个测出阳性的母亲去疾控中心就诊。这些新发现的资源，让我们又燃起了新的希望。

记得当时我们给一个五岁的男孩作检测，发现是阳性时，心情都无比沉重；因为他的父亲近期刚死于艾滋。“如果我们再不赶紧写，田野里死亡的数字仍然不断攀升！”刘绍华博士在她书中的序里这句话，一直刻在我脑海。但她的成书时间是五年前了，如果我们再不……

因为他们是“弱势”
为什么我们要关心“少数民族”? 不是因为他们只是“少数”，而是因为他们是“弱势”。回头看，在我生长的这片热带雨林中，有着一半以上的“原住民” (aboriginal)，他们应该是婆罗洲的主人，却被我们这些“外来者”剥削了。

历史教科书上说，马来西亚是由三大民族组成——马来人、华人和印度人。可是，在我们这个洲，马来人和华人才是“少数民族”，而各个部落的原住民就象电影“赛德克．巴莱”一样，被外来统治者同化了（抛弃自己的母语），污名化了 （早期被称为“拉子”，番蛮之意)；甚至在开发商的利益权衡中，被迫迁移（巴贡水垻的工程）。他们的家园被贪官污吏毁灭了，还把他们都放在“民俗村”，象动物园一样让人参观。

于是，他们来城镇里讨生，贩卖着自己的土产和牲口，住在镇上那些被弃的组屋和木屋里。每当雨季一来，河水上涨，他们的生活条件可以想像。以前华人新年时，他们来我们家拜年，常吃闭门羮，甚至被赶走。现在，我们搞文化节把他们搬上舞台，且有些政客年年都要赶在他们过年时，去长屋白吃白喝一遭。

看到教会开始推动国语事工，且为国语礼拜堂建堂筹款，心中很是感动。也希望我们在关注硬件设备和属灵生命时，也能为他们的教育机会、文化冲击、农业生态和社会地位作出回应。毕竟，这片土地上有我的根，没有它的滋润，我也不可能到中国去做跨文化的工作，和少数民族们称兄道弟。

我很感恩，从小就接受这个多元文化背景的熏陶，能接触到这麽多不同的“他者”（the others）。可是也很惭愧，从十七岁离家求学后，就没有再好好看过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也没有为其上的弱势群体代言。也许，是时候回头看看自己的邻舍，和他们的苦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