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徒行传补遗:失落的亚洲教会史之七 航向伟大的航道——欧亚大陆最南端(主后1500-18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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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叶永盛(台北真理堂全职同工)

主后1500年起,欧洲进入大航海时代,葡萄牙和西班牙一起从大西洋出发——前者绕过非洲大陆,而后者跨过美洲大陆,最后两者都航行到了亚洲大陆南边的海域,突破穆斯林控制的欧亚贸易路线,也开始了一场亚洲宣教之行,让原本已龟缩到叙利亚北部山区及印度沿海的亚洲基督徒群体有不同的面貌。

印度:当圣伯多禄遇上圣多马
方济会士(Francisian)随达伽马(Vasco da Gama)率领来到印度的卡利卡特(Calicut),后转而南下到柯钦(Cochin),受地方土酋欢迎,也在此发现了圣多马基督徒(印度当地基督徒,承认涅斯多留主教长的权威)。
后来葡萄牙在果阿(Goa)建立根据地,天主教开始在印度设立教堂、医院及学校。圣多马基督徒和葡萄牙天主教徒在印度的涅斯多留主教玛尔雅各(Mar Jacob)和著名的耶稣会士沙勿略(Francis Xavier)于1550年代逝世前,都保有互相尊重的关系,并引领很多印度人归主。但后因涅斯多留教会自身的分裂,加上葡萄牙人操纵、天主教加强传教活动与神职人员层面的压力,多重打压下圣多马基督徒组织终遭粉碎!印度教会迅速拉丁化。
但推崇“适应”(accomodation)宣教策略的耶稣会士诺比理(Robert de Nobili)反其道而行,继续带领不同种姓阶级的印度人归主;而他的同袍则把福音带入北印度的莫卧儿帝国(Moghul Empire),并一度得到阿克巴大帝(Akbar the Great)的宽容。跨入18世纪之际,印度的基督徒估计约75万人口。

东南亚的佛教世界
印度东南方是一系列小乘佛教国家:锡兰、缅甸、越南、暹罗。1505年葡萄牙人来到锡兰时,岛上分成几个小王国,其中科特(Kotte)王国特别礼遇他们,不仅与之签订贸易合约,也欢迎传教团进来,王甚至把自己孙子的金像交给大使带给葡萄牙国王,请求葡王保证将来协助他登上王位。这位金像小国王法护(Dharmapala)后来受洗,但其统治权却落在葡萄牙人手中;葡人暴政导致佛教臣民反抗,甚至也有基督徒百姓离开教会。最后,荷兰人将葡萄牙人势力逐出锡兰时,岛上信徒大约仅6万余人。
1554年,天主教各个差会试图进入缅甸,但遭受当地几个小王国不断扫荡、逼迫,殉道者不少。最后,在1722年总算获得某个国王的允许建立传教团,并由一位基督徒外商捐助教堂,开始传道及翻译圣经的工作。最后勉强在仰光建立了两间教堂及大约3千名天主教徒。
1583年,越南第一座天主教堂在南越的顺化落成,之后耶稣会士亚历山大罗德(Alexander de Rhodes)在当地工作,并努力训练当地信徒起来传教,得到很好的效果。因为后来天主教因反多妻制被驱逐时,当地信徒成为教会历经逼迫下仍能存留的关键。后来越南重新开放时,巴黎外方传教会(Paris Foreign Missions Society)取代耶稣会在越南的工作,甚至往寮国境内进发;18世纪末宗座代牧(直属教宗的代表)百多录(Pigneau de Behaine)更庇护当时逃亡在外的越南王储,并在法国的协助下重登王位、统一越南,这就是阮氏王朝的开创者阮福映。
但天主教在暹罗的传教就没那么成功,虽然早期她被考虑为传教中心。暹罗对西方商人态度开放,但对传教士并不友善,故早期进入暹罗的宣教士皆以殉道告终。17世纪起,天主教才被允许在暹罗境内建立教堂、医院和学校;但随着1769年缅甸入侵,天主教被迫撤到越南,确实是一个脆弱的宣教基地。

东南亚的穆斯林世界
16世纪的岛屿东南亚已从印度教文化转变为伊斯兰文化,而马六甲更成为伊斯兰扩张的基地;因此当1511年马六甲落入葡萄牙人手中时,里斯本教会为此欢呼,认为这是基督教对伊斯兰教的重大胜利。但沙勿略在马六甲停留三个月却感叹这城市是“东方的所多玛和蛾摩拉”,不仅因为这里的两万名异教徒,也因为这里数百位的葡萄牙殖民者。虽然各个天主教差会随着葡萄牙势力进入印尼群岛,名义上也带领了许多土酋受洗;但在荷兰接管印尼群岛时天主教基地只剩帝汶岛(Timor Is.)一隅。

天主教皇冠上的亚洲宝石:菲律宾
1521年绕行地球一圈的麦哲伦(Ferdinand Magellan)虽在菲律宾被杀,但却不影响菲律宾出现独一无二出现大量亚洲人归信基督宗教的现象,而且是在人口比率上的多数(今日约83%菲律宾人为天主教徒)。最早到菲律宾宣教的天主教传教团是圣奥斯定会(Augustinian),他们1565年左右在宿雾(Cebu)引领当地酋长家族归主,奠定了菲律宾的群体归主模式:酋长认信,全村紧随,后来在班乃(Panay)、马尼拉(Manila)皆如此。
1578年马尼拉主教区成立,隶属于墨西哥总主教区,此后各个传教修会接踵而至;除圣奥斯定会外,还有方济会、耶稣会、道明会、重整思定会(Augustianian Recollects)等四个修会。西班牙政府为免传教团之间产生磨擦,很快将菲律宾群岛划分给各修会,如:圣奥斯定会分得吕宋到西北及宿雾、耶稣会得到米沙焉群岛(Visayan Islands)及棉兰老岛(Mindanao Island)、方济会得到吕宋岛南部……;各个修会带动的群众归主运动下,当时菲律宾将近70万总人口中超过一半听闻福音,约25万人受洗。到了1590年代,马尼拉就已经拥有自己的总主教座堂了。
但1600年以后,由于过急的教义教导、当地神职人员缺乏、圣经未翻成当地语言导致“二代基督徒症候群”发生在教会之中。而更严重的是,马尼拉主教、殖民政府以及传教修会三者之间的理念及权益冲突(包括修会之间的竞争),更削弱了菲律宾的传教动力;此外,一系列当地百姓反政府反基督教的起事也让基督信仰的传播受限。直到法国人方济巴录(Francois Pallu)及义大利人西多蒂(Jean Baptista Sidotti)来到,培育菲裔神职人员的工作才奠下基础,也获得西班牙总主教的大力支持。而教会及政府所建立的学校、医院也越发普及,以致17世纪结束时菲律宾的识字率竟然像欧洲那样普及。
这场来自大西洋的宣教海啸,漫过印度洋及太平洋,随经之处几乎可说是所向披靡;然而扑到亚洲以东时却已是强弩之末、后继无力。下一回,我们将来看看欧洲传教团在东亚功败垂成、铩羽而归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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