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叶永盛（台北真理堂全职同工）
这是耶稣会远东传教团领袖范礼安（Alessandro Valignano）对中国锁国政策发出的呼声（虽然很多人以为这叹息发自另一位耶稣会士沙勿略），但其实这呼声针对当时整个东亚的宣教工作而言也很适用。以下是在亚洲势如破竹的宣教运动到日本、中国、朝鲜遭遇滑铁卢的故事。
日本的基督教世纪
主后1549－1650年这一百年间，日本基督徒佔人口比例比今天还高，其最初几十年对基督教的合作及维护何等的大，但这个“基督教世纪”对日本后来历史所产生的影响却如此的小。
日本的宣教是从一个日本人而非欧洲人开始的。一位名叫弥次郎（Yajiro）的日本鹿儿岛逃犯，逃亡中由一位葡萄牙船长带领归主，并找到了沙勿略（Francis Xavier）一起回到日本宣教，当时日本正值大名争霸的战国时代。沙勿略在日本逗留期间（主后1549－1552年）定调了传教团“调适、忠心、纪律”三大原则，并被本州山口、九州丰后（今大分）的“大名”（日本封建时代对一个较大地域领主的称呼）允许在其境内传教，丰后大名大友义镇（Otomo Yoshishige）更成为最初信奉基督教的日本贵族，大友家族后来也接管了山口领地；另一位大名大村纯忠（Omura Sumitada）信主后，更把长崎的深江送给耶稣会。沙勿略之后，日本基督徒人数多达十万人（当时日本人口约两千万）。
主后1571年范礼安初到日本，得到当时的霸主织田信长（Oda Nobunaga）欢迎，开放传教团进入京都，而信长自己的岳父也受洗。范礼安灵活地延续沙勿略“调适”（处境化）的宣教原则，并努力兴起日本自己的神职人员，与葡萄牙商团及日本大名也保持安全距离。但范礼安带着包含四位日本基督徒的使团暂离日本时，织田信长被杀，丰臣秀吉（Toyotomi Hideyoshi）继任其位；但秀吉的身边却仍充斥着许多基督徒参谋和官员，还有许多九州的基督徒大名——主后1592年，秀吉远征朝鲜的主力就是基督徒将军小西行长（Konishi Yukinaga）及其一万八千名基督徒士兵，而内政方面福冈的黑田（Kuroda）、歌山的浅野（Asano）、丹后及丰前的细川（Hosokawa）等基督徒大名也给他很大的支持。这时，欧洲的医疗、科技都随之进入日本，只是圣经并未在此时被翻译成为日文。
1590年代，方济会也进入日本，但其与耶稣会宣教策略的差异导致双方对立与指责；而驻日主教的世俗排场又引起上述两个差会的抗议，这些看在日本人眼中别有滋味。最后“圣婓理号”（San Felipe）事件导致日本开始全面压迫基督教：“圣婓理号”是一艘从马尼拉开往中美洲的船只，后来在日本四国搁浅，船上一位领航员为免被劫货，竟然威胁日本人说若有人敢动货物，西班牙无敌舰队将马上报复；后来更谣传说方济会正为西班牙侵略日本铺路，正如中美洲和菲律宾被征服那样！秀吉闻讯大怒，下令捕杀、驱逐传教士，禁止建立教堂及传教。 未几，秀吉病逝，下属之间爆发关原会战。最后德川家康（Tokugawa Ieyasu）获胜，以小西行长为首，护卫秀吉儿子的九州基督徒大名被打败。家康为了日本统一，巩固了古老的国教神道教，佛教也得复兴；而出于民族及政治考量，主后1614年对基督教颁布禁教令——这时日本基督徒人口约有30万。此后，基督徒群体被有计划性勒死、饿死、监禁、没收财产、折磨（最有名的即电影《沉默》中的“吊粪坑”）或被迫转入地下。这种情况下出现叛教并不出奇，但“至死忠心、宁愿殉道”仍是一般日本基督徒的写照，堪为代表的即是九州的岛原（Shimabara）起义。不过日本基督教世纪的结束，并不表示基督工作的结束，如现代日本基督教史学家提醒我们：今天日本的天主教徒，有一半都是那沉默年代隐藏基督徒的后代。
再见中国，中国再见！
唐朝和元朝基督教两度在中国被扫荡后，主后1583年耶稣会再次经过澳门进入当时实施海禁政策的明朝。罗明坚（Michael Ruggieri）及利玛窦（Matteo Ricci）被允许到广州，除了延续沙勿略的“调适”原则外，有鉴于日本的传教经验，他们不急于强调传教，而是以中国人感兴趣的欧洲科学及哲学与中国文化作对话。然而广东人民似乎对他们充满敌意，于是他们想直接从北京取得皇帝支持，罗明坚回罗马请教廷派出使团到中国；而利玛窦则获准北上到江西，并把传教士服装从原本的僧袍改为儒服。这时钟鸣仁及黄明沙两位华人被接纳进入耶稣会。利马窦到北京后因皇帝被太监团团包围而无法觐见，于是转往南京继续传教，并在此得着号称“中国教会三柱石”的徐光启（Paul）、李之藻（Michael）、杨廷筠（Leon）。
主后1600年，徐光启遇见利玛窦没多久就彻底为基督教所折服，称其为“补儒易佛”。在学术上也跟利氏一起向中国介绍及翻译欧洲的数学、天文、水利、地理；他的才学及品格使他在官场上扶摇直上，自然成为了中国教会的保护者。
李之藻为杭州人，他首先被利氏绘製的世界地图震慑，但利氏的信仰还无法说服他，因为他不能接受一夫一妻制。但在利氏逝世前不久，他终于愿意接受基督信仰，并修筑了南京第一座教堂。主后1625年，他更因证实了长安发现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而有力护教。
杨廷筠是李之藻的亲戚，原本也因一夫一妻制无法接受基督信仰，但受洗后写了大量护教文章，有力驳斥佛教徒的攻击，使杭州所在的浙江省成为基督徒最活跃的的地方。
利玛窦对中国文化的尊重及基督信仰的坚守让北京刮目相看。他的着作《交友论》（On Friendship，1595）消除了儒生对外国人的恐惧，《天主实义》（The True Meaning of the Lord of Heaven，1603）则用中国思维来传扬基督教，此书也是第一本传到朝鲜的基督教著作。最后，他逝世时从未见过他的皇帝赐给耶稣会一块地让他安葬在北京，当时中国基督徒从3人增长到2500人。
不过皇室除了在钦天监改革重用徐光启及欧洲传教士外，对基督信仰并无兴趣，直到满州人入关。当时南逃的永历帝宫廷中不少宗室及官员领洗，他亦允许自己的儿子受洗，教名“君士坦丁”（Constantine），葡萄牙人也从澳门发兵勤王，但这都无法避免明朝的覆灭。
只是教会这次并未随之灭亡，其中关键人物即徳裔耶稣会士汤若望（Adam Schall），他在北京沦陷时没有放弃中国朋友，也不逃避获胜的满州人，而是勇敢地换上汉服去游说急于建立法统的征服者让他留下来制定历法，因王历是和平与秩序的象征；当时北京刚好发生日蚀，汤若望的计算优胜于汉人及回回，受封钦天监，深受刚即位的顺治帝信任。
顺治帝送地拨款给耶稣会，也支持教堂的兴建，基督信仰得以延续。比利时裔的耶稣会士南怀仁（Ferdinand Verbiest）接续汤若望钦天监之职，继续受宠于康熙帝。他为皇帝铸造可携型大砲，也为教会留下了有系统的基督教教义《教要序论》，晚年时更协助清廷与沙俄签订《尼布楚条约》；最重要的是，他使康熙帝颁布法令让基督教可以自由传播，当时中国约有20万以上的基督徒。
不过这时道明会、方济会也到中国，他们不认同耶稣会过度调适的宣教策略，如尊孔祭祖等，因此上告罗马教廷，这即所谓“礼仪之争”。但前后任教宗不同的看法对问题解决无济于事。主后1700年康熙帝介入这场差会之间的纷争，断定尊孔祭祖属民事规义而并无宗教性质；教廷对此颇为不快，多次派使团到中国沟通，这种挑战皇帝解释的作法触怒康熙帝，下诏禁教。但具体落实者则是雍正帝，他查封教堂，驱逐传教士集中到广州城；到了乾隆帝时代，学者称“耶稣会在明朝是顾问，在康熙时代为学者上宾，到了乾隆时代他们只是皇室侍从”。主后1773年耶稣会被教廷解散，中国教会走向组织瓦解。
隐士国朝鲜初探
基督教接触朝鲜最早的文字纪录来自西班牙裔耶稣会士国瑞●塞斯佩德斯（Gregorio de Cespedes）。他原是大坂耶稣会神学院院长，后来秀吉远征朝鲜，他随小西行长的军队进入朝鲜当军牧；但其实他仅牧养日本军士并试图向佛教徒士兵传福音，并未实际接触朝鲜人。只是汉城（今首尔）被攻陷时，一位贵族将其12岁的孩子交给小西将军，而小西则交由教会送耶稣会神学院栽培。这位孩子姓权，受洗后教名为文森（Vincent），后在日本成立朝鲜战俘的教会，希望有朝一日能回朝鲜宣教。但在德川幕府逼迫基督教时被捕，被绑在火柱上烧死，成为最初殉道的朝鲜人之一。
另外，朝鲜儒士李睟光（Yi Syu-Kwang）的著作中曾提及利玛窦的《交友论》与《天主实义》，故朝鲜可能透过到中国朝贡的使臣跟中国的耶稣会士有所接触。后来朝鲜仁祖（Injo）的世子昭显（So-Hyun）在清廷做人质时曾与汤若望交好，除了喜爱欧洲的科学以外，他也表示期待把基督教带回祖国。主后1645年昭显世子归国时带着已经受洗的五位太监及三位宫女同行，但可惜两个月后世子病逝，其受洗的随从皆被遣回中国。直到150年后，基督教才有机会再次踏足朝鲜的土地。
之前两篇其实都是1500-1800年间在亚洲的天主教宣教故事，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同时期其他基督宗教的宣教情况又如何？包含更正教及更古老的涅斯托留教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