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写/ 叶永盛（台北真理堂全职同工）

主后1792年，威廉克理（William Carey）的名著《探索》（Enquiry)及其“向神求大事，为神行大事”（Aspect Great Thing from God，Expect Great Thing for God）的著名讲章催生了英国“特定浸信会未得之民传道会”（Particular Baptist Society for Propagating the Gospel among the Heathens），这个以13英镑6便士起家的差会带动了更正教的宣教浪潮。于是，正如主后1492年哥伦布登陆美洲后开展了天主教全球宣教行动，三百年后更正教也加入这个行列，掀起了亚洲宣教新世纪的一页。

宣教在南亚
威廉克理在印度的前七年遭受英殖民政府刁难，勉强在当地协助农务为生，这时他太太则开始精神失常。后来他来到丹麦殖民地赛兰坡与许多宣教士同住，一起写下了着名的《塞兰坡契约》（Serampore Covenent）这份宣教原则，成为往后基督教在亚洲“信心差会”的宣教模式。在他们殷勤事奉下，不同种姓的印度百姓归向主，且宣教团马上把培育当地传道人列为宣教策略；因此他们也尽速地将圣经翻译成当地语言，克理本人就完成了孟加拉文圣经的初稿，后来更出版了5种语言的圣经译本及18种语言的新约译本。此外，赛兰坡的宣教士们也对印度寡妇陪葬、堕胎、杀婴等社会陋习展开营救行动，开办女子学校；而英国议会则在主后1813年由威伯福士（William Wilberforce）为首的循道会复兴运动努力下，争取到宣教士入境及居住印度的自由，广开了英属印度的宣教大门。
克里之后，亚历山大杜夫（Alexander Duff）继续将宣教事业发扬光大，透过教育直接与印度文化交锋。虽然许多印度思想家对他不以为然，但印度有名的人文主义学者罗姆摩罕罗易（Ram Mohun Roy）却很保护这位年轻宣教士。主后1853年，杜夫成功使英文成为印度公立高等学府的教学媒介语，消除了印度方言隔阂与种性制度的区隔，对印度文化造成极深影响——当然杜夫也支持在初等以下教育使用本土语言，以免本土语言被削弱。主后1860年，印度的更正教人数已达近14万人，虽然跟72万多的天主教徒相比仍不算多，但其成长速度是相当惊人的。
而与印度一海之隔的斯里兰卡，主后1796年，英国人驱逐荷兰人后，採取比荷兰更宽容的宗教政策，所有基督教宗派及异教都得到保护。但之前被打压的天主教却因神职人员不足、差会的对立而未能趁机复兴，而有名无实的荷兰更正教徒更是一哄而散；而斯里兰卡南部佛教势力却能把握先机，在民族主义大伞下赢得民心。虽然如此，圣公会及循理会仍积极在岛上工作：约翰卫斯理的好友库克（Thomas Coke）及其同工班杰明克劳夫（Benjamin Clough）培训出许多本地传道人；而圣公会主教詹姆士查普曼（James Chapman）不仅协助各宗派磨合，也成立神学院培养传道人。主后1860年岛上约有3千多真实的更教徒及18万多的天主教徒。

宣教在东南亚
缅甸于主后1812年，北美首批宣教士耶德逊（Adoniram Judson）及同伴被差派过来，七年后他们才带领第一位缅甸人孟纽（Maung Naw）归主。此后他们编写了至今仍被沿用的缅文文法书及缅文圣经，也赢得了一位有影响力的知识份子吴梭农（U Shwe Ngong）归主。主后1821年，普赖斯医师（Dr. Jonathan Price）加入宣教团队，其精湛的医术赢得国王对宣教士们的信任；无奈英缅战争（1824年－1826年）破坏了这样的关系，宣教士们锒铛入狱。不过，战后宣教工作及果效迅猛发展，克伦族几乎全数归主，也兴办了学校及神学院，培训当地传道人。耶德逊逝世时，缅甸有宣教士60多人、缅甸传道人150多人、信徒近9000 人(其中2000多人为克伦族人)。同时，三百年前即来到缅甸的天主教约有信徒3000人。
暹罗早期曾有德国宣教士郭士立（Karl Gutzlaff）短期驻留，粗略翻译了泰文马太福音；美国公理会的丹布莱利医生（Dan Beach Brandley）在暹罗逗留卅八年，施行了第一桩外科手术，并注射首批天花疫苗，办报为王室公布禁菸谕令，使美国宣教士至今仍被称为“医生”（moh）。暹罗王拉玛四世（Rama IV）登基后与英美签订友好通商条约，宣教大门进一步敞开，国王更邀请女宣教士到宫中教授妇女英文；但直到约主后1860年，才有第一位暹罗信徒乃俊（Nai Chune）受洗，整本泰文圣经更迟至十九世纪末才出版。不过妇女宣教（Zenana mission）却有很好的发展，美国领事马图恩（Stephen Mattons）宣教士夫妇创办的女校深受欢迎，他们甚至收养了一位占星师之女，后来她下嫁暹罗第一位长老，更成为王室助产士，并把《天路历程》翻成中文。
越南天主教于主后1820年明命帝（Minh-mang）登基时开始遭受各样迫害及虐待，不少神父被斩首，数以万计的信徒流离失所，堪与十六世纪天主教在日本被逼迫的惨况相比。直到法国战胜越南后，逼迫才告一段落，这时天主教徒约有13万人。
新加坡及马来半岛于十九世纪相继落在英国人手中。在英国的宗教宽容的政策下，天主教得以顺利发展，当时新马约有7000天主教徒。更正教主要由圣公会垄断新马的宣教工作，但主要服务白人社群，虽赫清斯牧师（Robert Hutchings）学习马来文，也将荷兰人翻译的马来文圣经出版，兴办有名的槟城义学（Penang Free School），其宣教果效仍然不彰。一位指标人物文西‧阿都拉（Munshi Abdullah bin Abdul Kadir），他是有淡米尔及阿拉伯血统的马来人，因其语言天份成为英国人的翻译，也帮助米怜（William Milne）翻译圣经及管理图书馆；但最后即便米怜也没能说服他改教，充分说明了当时向穆斯林传教时遭遇的挫败。
印尼在荷兰改革宗国家教会统治下，宣教工作一片死寂，但一位受伦敦传道会差派的荷兰人甘约瑟（Joseph Carel Kam）却异军突起。他被称为“摩鹿加的使徒”（apostle of the Moluccas），主后1813年起常常亲手操纵自制的纵帆船航行数千里，来往三千岛屿之间向异教徒及穆斯林，甚至挂名基督徒传福音，更在家陪训出当地教会领袖；他的宣教常就地取材，如他组织的笛子合奏队将当地旋律及节拍融入崇拜，至今仍为摩鹿加教会的特色。他也以安汶岛（Ambon）为基地，差派宣教士到伊利安再也（Irina Jaya）传道。

宣教在东亚
中国的基督教禁令到十九世纪初仍然有效，事实上连中国人也禁止教外国人中文，违者处死。主后1807年，马礼逊（Robert Morrisson）来到广州时正面对：继续传道以至可能被驱逐或处死，还是集中仅有时间将圣经翻成中文？最后马礼逊在米怜的协助下，于主后1819年在马六甲完成整本圣经的中文翻译，为中国宣教打下了坚实基础。他们也为中国第一位更正教徒蔡高施洗，并按立第一位更正教传道人梁发。梁发所写的《劝世良言》被誉为“十九世纪上半叶中国人所写最完整的更正教教义”，此书甚至影响了后来洪秀全弃儒崇基，可惜最后变调成太平天国之乱！
此外，梁发在鸦片战争前更试图为中英和平斡旋（当时的英国驻广州领事正是马礼逊之子），直到战争爆发时他仍与美国宣教士伯驾（Dr. Peter Parker）一同在医院探访病人；他也协助马礼逊、米怜成立英华书院（Anglo-Chinese College），并发行各样时代刊物。另一方面，德国宣教士郭士立培训的传道人后来融入巴色会（Basel mission）——这个差会在韩山明（Theodore Hamberg）督导下成为向客家人传福音大有贡献的组织。
在朝鲜，名儒丁若镛（Chung Yak-yong，号“茶山”）因重新发现主后十七世纪时北京耶稣会士的中文著作而大感兴趣，请年轻儒生李承薰（Lee Seung Hun）出使北京时连络外国神父。李承薰见到前耶稣会士梁栋材（Jean-Joseph de Grammont）后即请求受洗，回国后私自为人施洗，还自行按立神父主持圣礼；北京主教虽乐见朝鲜教会诞生，但也谴责这样不遵教会法规的行径。此外，这信仰也不见容于儒生而引起严重逼迫、处决，李承薰耐不住迫害两度弃教，北京派遣来的中国神父周文谟（James Chou Wen-Mo）因此殉道，但天主教徒仍继续增长到4000人。丁若镛没受洗，但与教会友好，甚至因此入狱；其兄丁若钟（Chung Yak-Jong）不仅受洗，还成为神学学者，推动平信徒团体明道会（Myong-do-hwei）。主后1801年辛酉邪狱至1867年丙寅教难，朝鲜天主教面临六十年的压迫，但信徒人数却破万人。

宣教在西亚
主后1834年，美国宣教士札斯廷泊金斯（Justin Perkins）到达波斯（今伊朗），受当地涅斯托留教会欢迎，并试图培训当地信徒向穆斯林传福音（当时波斯约有12万信徒），但双方终因教会礼仪及体制差异无法协调而分道扬镳。在土耳其，美国公理会另起炉灶的宣教策略及英美圣公会扶持当地教会的宣教策略分歧，也导致更正教与当地的涅斯托留教会、天主教复合教会及众基督一性或一志论教会分门而立。类似的情况也发生在亚美尼亚，更正教徒甚至被当地教会“开除教籍”，反而是穆斯林苏丹愿意保护这些少数派信徒。在叙利亚及黎巴嫩，宣教团得到当地教会的帮助，建立各级学校及神学院；当地原属不同教派的阿拉伯基督徒后脱离宣教团，成立在地新教会。总言之，更正教会在西亚始终处于弱势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