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徒行传补遗:失落的亚洲教会史之十一 世纪末的亚洲教会 (主后1860—19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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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叶永盛(台北真理堂全职同工)

西亚的灾难
19世纪中叶,称霸欧亚四百年的鄂图曼土耳其帝国在西方列强进逼下节节败退,结果将矛头指向境内的基督徒少数群体,疯狂攻击他们,尤以亚美尼亚人受害最甚。当时亚美尼亚人约有三百万之众,几乎都是死忠派基督徒;但在土耳其及沙俄争霸下受到双重迫害,到世纪末时近一百万亚美尼亚基督徒受害。
主后1870年,古老的涅斯托留教会与更正教(以美国为主)影响下的教会正式分裂。黎巴嫩是例外,在法国施压下成为土耳其一块由基督徒省长管辖的自治区,成为各宗派教育、医疗宣教的重镇,其中最有名的即美国贝鲁特大学(American University of Beirut)。世纪之末,黎巴嫩的基督徒人口高达77%,但整个西亚地区泛基督徒只佔总人口的11%。

南亚的进退
主后1858年,英国政府接手东印度公司统治印度,维多利亚女王成为有力的信仰守护者,更正教得到很大的发展,也连结了古老的多马派基督徒。但多马派基督徒很快分成保持原状的保守派及期待革新的改革派。前者与更正教合作破局,维持原有的涅斯托留传统,但最后却因主教之争而逐渐式微;而后者则另闢蹊径,新教会组成圣多马福音传播协会(Mar Thomas Evangelistic Association),持续增长。
天主教则因葡萄牙政府与教廷之争引发多年的内鬨,影响其在印度的发展。更正教也有类似问题,虽然不少宣教士努力地敦促跨宗派合作,但各家仍竞争发展。可喜的是,这时印度出现大规模归信基督教的民族运动(people movement),这些运动并非由宣教士而是印度基督徒启动;其核心也非印度社会菁英,而是下层中的下层——“贱民”(Dalits,意即“被压迫者”),如:维达曼尼甘(Vedamanikam)、文卡雅(Venkayya)、迪德(Ditt)等人,使信徒人口四倍成长。推动这增长的动力,部分原因来自“向穷人传福音”(mission to the poor)这不容易的抉择。这些印度基督徒甚至把福音带给东北阿萨姆(Assam)地区泛灵信仰的部落;直到今日好几个邦的人口三分之一以上是基督徒。因此,无论天主教或更正教,设立学院培训本土领袖是当务之急,也大有进步。世纪末印度泛基督徒约有四百万,佔总人口约2%,并持续增长。
斯里兰卡的更正教办学相当成功,但对宣教效果有限。这段时间更正教及佛教之间展开几番激烈的辩论,但结果是让斯里兰卡人更倾向以佛教作民族认同,对更正教连同天主教抵抗到底。直到世纪末,岛上泛基督徒仅约四十万,佔总人口约10%,但不断衰退中。

东亚的重来
在中国,戴德生(James Hudson Taylor)成立的“中国内地会”(China Inland Mission)是这时期最有影响力的差会。内地会没有宗派支持及有系统的支援,任用最多单身妇女,进到中国基督徒最少、教会最分散的地区传福音;这差会穿中国服装、留中国髮式,也接受宣教士异国通婚;更愿意启用中国同工,如席胜魔牧师即是在其支持下开始福音戒毒工作。
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是另一位影响中国深远的宣教士,他是一位社会活跃份子,不仅华北旱灾时积极赈济饿民,也成立广学会出版基督教著作并介绍国际新知,受光绪皇帝及改革派份子的重视,因此他在当时的声望甚至在戴德生之上。博学的圣公会主教施约瑟(Joseph Schereschewsky)则重新把圣经翻译成贴近普罗大众的《浅文理译本》,让平民也能自己读圣经。
妇女工作方面最有名的莫过于美南浸信会的幕拉蒂(Charlotte Moon)。她走入中国乡野佈道、办学近四十年,据闻曾为一万人施洗,至今美南浸信会仍有“幕拉蒂圣诞献金”为宣教募款。
宣教士所办的之江大学、南京大学、齐鲁大学、燕京大学不仅有助中国现代化,也培训了中国信徒领袖。丁韪良是当时最著名的宣教士,被称为“中国现代国家教育的创始者”,直到民国时代仍为革新国民陋习努力。
虽然一方面宣教士在中国取得巨大的宣教成果,但另一方面中国面对列强几番欺凌,也激发了很强烈的反洋情绪,最终在主后1900年爆发了义和团之乱。暴乱中宣教士、信徒死伤惨重,世纪末中国泛基督徒约两百万人,佔总人口0.5%。
日本经过主后1853年“黑船来航”事件后,锁国状态解除,开放神纳川、长崎、函馆三港。帕蒂让神父(Bernard Petitjean)踏上九州即发现当地约三万名16世纪基督徒的后裔,其中一万名愿意重归天主教,剩下的则留在天主教与民间混合的信仰中。
更正教各派的宣教工作在日本则是新的开始,主后1872年,改革宗在日本设立第一个更正教教会;俄罗斯正教会则由尼古拉教士(Father Nikolai)在主后1868年为两位日本人施洗而开始宣教工作,并且因着强调教会自治及选拔日本平信徒领袖而稳定发展。
明治维新时期,日本神道教势力抬头,威胁佛教、基督教,但政府大体上仍宗教宽容。因此天主教教会组织得以发展,而更正教同宗不同国的宗派也进一步整合起来建立教会、发展医疗及女子教育。这时候教会发展跟日本初信者的热诚及素质有关,这些多出身武士阶级的信徒对信仰和国家都很有贡献,如:创办日本第一所基督教大学同志社大学(Doshisha University)的新岛襄(Niijima Jo),发起本色化“无教会运动”的内村监三(Kanzo Uchimura)。同时,宣教士公开支持日本寻求与列强修正不平等条约,更让日本人惊讶及感动,甚至认为日本必须要成为基督教民族才能脱离国家险境。然而,主后1900年前后,日本先后打败清朝及沙俄,神道教及民族主义气焰更胜,基督教渐渐失去其号召力。到世纪末,泛基督徒总数约有四十三万,约佔全国人口1%。
朝鲜第一位更正教殉道士是崔兰轩(Robert Jermain Thomas),他是因所搭船舰误入禁航区被杀。但对朝鲜基督教有深刻影响的,却是主后1878年受洗的人参商徐相崙(Suh Sang-yun)。他从中朝边境带回基督教教材并开始家庭聚会,等元杜尤宣教士(Horace G.Underwood)遇到他们时,已有33人预备受洗。
朝鲜教会在美国公使及前宣教士安连医生(Dr. Horace N. Allen)的协助下,宣教工作得以顺利进行,其中长老会及卫理公会发展最好,设立了延世大学(Yonsei University)、崇实大学(Soongsil Unirversity)、梨花女子大学(Ehwa Women’s University)等学府,还经营皇家医院广惠院。此外,教会也接受资深中国宣教士倪维思(John L. Nevius)的建议制定教会本土化的“三自计划”,避免过度洋化,使朝鲜人民产生认同。因此,翻译圣经工作及培训本土信徒的学校应运而生,卫理公会的尹致昊(Yun Chi-ho)是其中最有名的社会及教会领袖。
为了避免宗派间的争执,长老会及卫理公会率先做出划分教区的君子协议;而在日本入侵使教会能与朝鲜人民站在同一阵线,避免了西方帝国主义的污名,以上都为朝鲜下一个世纪的复兴铺路。虽然,世纪末泛基督徒人口仅约六万,佔人口0.005%,但今日却高达约30%。

东南亚的挣扎
菲律宾这颗天主教皇冠上的“亚洲宝石”自主后1870年代急速退色,原因则是反西班牙种族优越及独裁统治的民族主义兴起,不少菲律宾神父也因支持这样的活动殉道。主后1898年,美国击败西班牙取得菲律宾仍继续支持西班牙的教会体制,另一方面更正教差会则进入菲律宾分区宣教。卫理宗在北吕宋、长老宗在南吕宋、浸信会在班乃岛,圣公会甚至尝试深入深山部落及南部穆斯林地区,医疗和教育工作仍是各派共同的事奉重点。
不过,在国瑞阿里白(Gregory Aglipay)神父号召下,本土的菲律宾独立教会应运而生——这是一个反西班牙但仍忠于罗马的天主教教会,所以也反美国来的更正教。为此,阿里白神父甚至组织游击队与美军对抗。世纪末菲律宾泛基督徒约有六百五十万,佔人口约85%。
在缅甸,少数民族的宣教工作仍然较复兴。克伦族的萧卡拉(Saw Karen)与宣教士梅森(Francis Mason)夫妇合译克伦族圣经,也向缅北的克钦族(Kachin)及掸族(Shan)宣教。此外,培训本地领袖及妇女也成为教会重要的工作职一。直到世纪末,泛基督徒人口约二十万人,佔人口2.2%。
暹罗于主后1870年通过宗教宽容法令后,更正教在这块佛教土地上终于有突破,尤其是坚持最久的长老会;而泰北又比中部、南部对福音反应更好,麦基瓦里牧师(Rev. Daniel McGilvary)甚至培养了清迈王的养子南达(Nan Ta)成为助理牧师。但因着与根植暹罗传统的佛教文化对立、倚赖外国资金、强调传福音过于门徒训练、没有培育足够的本地工人等,导致更正教教会持续微弱;天主教因与法国及暹罗王室交好,成为两者的桥樑而得到较好的发展。世纪末,暹罗泛基督徒仅三万五千人,约佔人口比率0.6%。
柬埔寨、寮国及越南陆续受法国殖民:一方面传统的佛教势力依然强势,但另一方面天主教在法国护航下稍得发展,而更正教则几乎未见踪影。这区域的泛基督徒在世纪末约有九十万人,约佔人口8.2%。
马来半岛上最成功的宣教团来自卫理宗:由托本(James Thoburn)奠下基础,再由奥德翰(William F. Oldham)发扬光大。奥德翰自己透过“云汉读书会”(Celestial Reading Society)向华人传福音;而其印度同工皮莱(Benjamin Pillai)则向淡米尔人宣教。
此外,他们的妇女同工布莱克摩尔(Sophia Blackmore)则是妇女权益及教育的先驱,挽救许多受奴役的女孩,而她创办的七所女子学校有“马来亚七大奇迹”之誉。不过,希勒别(W G. Shellabear)刻意向马来人布道则效果不彰,仅留下来颇有文采的马来文圣经及圣诗。
在北婆罗洲,先是巴色会(Basel Mission)招募广东客家信徒到沙巴,后有卫理宗延揽福州信徒到砂拉越,以福音移民的方式建立了教会。世纪末,马来半岛及北婆泛基督徒人数有三万五千人,约佔人口1.5%。
印尼群岛上未受伊斯兰教渗透的地区,成为基督教的目标。其中最有名的是礼贤会(Rhenish Mission)差派到苏门答腊的诺门森(Ludwig Nommensen),他深入巴达克族(Badaks)之地,克服当地对欧洲人的恐惧,赢得拉惹(Rajah Pontus Lumbantobing)的友谊并为他施洗;也正面对抗当地祭司,建立本土的教会组织,让巴达克族至今仍是印尼有名的基督徒民族。
此外,荷兰本土的新派神学式微,差会得到更新,一反过去教会被动宣教政策而往整个印尼群岛,甚至伊利安再也(Irian Jaya)挺进。而天主教更深入婆罗洲内部向达雅族(Dayaks)布道,威斯特沃特(Felix Westerwoudt)是当中最受族人回忆的宣教士。至于后来独立的东帝汶,至今仍是亚洲第二大的天主教地区。在世纪末,印尼泛基督徒有五十四万,约占人口1.4%。

总游览人数: 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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