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叶永盛（台北真理堂全职同工）

西亚的灾难
19世纪中叶，称霸欧亚四百年的鄂图曼土耳其帝国在西方列强进逼下节节败退，结果将矛头指向境内的基督徒少数群体，疯狂攻击他们，尤以亚美尼亚人受害最甚。当时亚美尼亚人约有三百万之众，几乎都是死忠派基督徒；但在土耳其及沙俄争霸下受到双重迫害，到世纪末时近一百万亚美尼亚基督徒受害。
主后1870年，古老的涅斯托留教会与更正教（以美国为主）影响下的教会正式分裂。黎巴嫩是例外，在法国施压下成为土耳其一块由基督徒省长管辖的自治区，成为各宗派教育、医疗宣教的重镇，其中最有名的即美国贝鲁特大学（American University of Beirut）。世纪之末，黎巴嫩的基督徒人口高达77%，但整个西亚地区泛基督徒只佔总人口的11%。

南亚的进退
主后1858年，英国政府接手东印度公司统治印度，维多利亚女王成为有力的信仰守护者，更正教得到很大的发展，也连结了古老的多马派基督徒。但多马派基督徒很快分成保持原状的保守派及期待革新的改革派。前者与更正教合作破局，维持原有的涅斯托留传统，但最后却因主教之争而逐渐式微；而后者则另闢蹊径，新教会组成圣多马福音传播协会（Mar Thomas Evangelistic Association），持续增长。
天主教则因葡萄牙政府与教廷之争引发多年的内鬨，影响其在印度的发展。更正教也有类似问题，虽然不少宣教士努力地敦促跨宗派合作，但各家仍竞争发展。可喜的是，这时印度出现大规模归信基督教的民族运动（people movement），这些运动并非由宣教士而是印度基督徒启动；其核心也非印度社会菁英，而是下层中的下层——“贱民”（Dalits，意即“被压迫者”），如：维达曼尼甘（Vedamanikam）、文卡雅（Venkayya）、迪德（Ditt）等人，使信徒人口四倍成长。推动这增长的动力，部分原因来自“向穷人传福音”（mission to the poor）这不容易的抉择。这些印度基督徒甚至把福音带给东北阿萨姆（Assam）地区泛灵信仰的部落；直到今日好几个邦的人口三分之一以上是基督徒。因此，无论天主教或更正教，设立学院培训本土领袖是当务之急，也大有进步。世纪末印度泛基督徒约有四百万，佔总人口约2%，并持续增长。
斯里兰卡的更正教办学相当成功，但对宣教效果有限。这段时间更正教及佛教之间展开几番激烈的辩论，但结果是让斯里兰卡人更倾向以佛教作民族认同，对更正教连同天主教抵抗到底。直到世纪末，岛上泛基督徒仅约四十万，佔总人口约10%，但不断衰退中。

东亚的重来
在中国，戴德生（James Hudson Taylor）成立的“中国内地会”（China Inland Mission）是这时期最有影响力的差会。内地会没有宗派支持及有系统的支援，任用最多单身妇女，进到中国基督徒最少、教会最分散的地区传福音；这差会穿中国服装、留中国髮式，也接受宣教士异国通婚；更愿意启用中国同工，如席胜魔牧师即是在其支持下开始福音戒毒工作。
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是另一位影响中国深远的宣教士，他是一位社会活跃份子，不仅华北旱灾时积极赈济饿民，也成立广学会出版基督教著作并介绍国际新知，受光绪皇帝及改革派份子的重视，因此他在当时的声望甚至在戴德生之上。博学的圣公会主教施约瑟（Joseph Schereschewsky）则重新把圣经翻译成贴近普罗大众的《浅文理译本》，让平民也能自己读圣经。
妇女工作方面最有名的莫过于美南浸信会的幕拉蒂（Charlotte Moon）。她走入中国乡野佈道、办学近四十年，据闻曾为一万人施洗，至今美南浸信会仍有“幕拉蒂圣诞献金”为宣教募款。
宣教士所办的之江大学、南京大学、齐鲁大学、燕京大学不仅有助中国现代化，也培训了中国信徒领袖。丁韪良是当时最著名的宣教士，被称为“中国现代国家教育的创始者”，直到民国时代仍为革新国民陋习努力。
虽然一方面宣教士在中国取得巨大的宣教成果，但另一方面中国面对列强几番欺凌，也激发了很强烈的反洋情绪，最终在主后1900年爆发了义和团之乱。暴乱中宣教士、信徒死伤惨重，世纪末中国泛基督徒约两百万人，佔总人口0.5%。
日本经过主后1853年“黑船来航”事件后，锁国状态解除，开放神纳川、长崎、函馆三港。帕蒂让神父（Bernard Petitjean）踏上九州即发现当地约三万名16世纪基督徒的后裔，其中一万名愿意重归天主教，剩下的则留在天主教与民间混合的信仰中。
更正教各派的宣教工作在日本则是新的开始，主后1872年，改革宗在日本设立第一个更正教教会；俄罗斯正教会则由尼古拉教士(Father Nikolai)在主后1868年为两位日本人施洗而开始宣教工作，并且因着强调教会自治及选拔日本平信徒领袖而稳定发展。
明治维新时期，日本神道教势力抬头，威胁佛教、基督教，但政府大体上仍宗教宽容。因此天主教教会组织得以发展，而更正教同宗不同国的宗派也进一步整合起来建立教会、发展医疗及女子教育。这时候教会发展跟日本初信者的热诚及素质有关，这些多出身武士阶级的信徒对信仰和国家都很有贡献，如：创办日本第一所基督教大学同志社大学（Doshisha University）的新岛襄（Niijima Jo），发起本色化“无教会运动”的内村监三（Kanzo Uchimura）。同时，宣教士公开支持日本寻求与列强修正不平等条约，更让日本人惊讶及感动，甚至认为日本必须要成为基督教民族才能脱离国家险境。然而，主后1900年前后，日本先后打败清朝及沙俄，神道教及民族主义气焰更胜，基督教渐渐失去其号召力。到世纪末，泛基督徒总数约有四十三万，约佔全国人口1%。
朝鲜第一位更正教殉道士是崔兰轩（Robert Jermain Thomas），他是因所搭船舰误入禁航区被杀。但对朝鲜基督教有深刻影响的，却是主后1878年受洗的人参商徐相崙（Suh Sang-yun）。他从中朝边境带回基督教教材并开始家庭聚会，等元杜尤宣教士（Horace G.Underwood）遇到他们时，已有33人预备受洗。
朝鲜教会在美国公使及前宣教士安连医生（Dr. Horace N. Allen）的协助下，宣教工作得以顺利进行，其中长老会及卫理公会发展最好，设立了延世大学（Yonsei University）、崇实大学（Soongsil Unirversity）、梨花女子大学（Ehwa Women’s University）等学府，还经营皇家医院广惠院。此外，教会也接受资深中国宣教士倪维思（John L. Nevius）的建议制定教会本土化的“三自计划”，避免过度洋化，使朝鲜人民产生认同。因此，翻译圣经工作及培训本土信徒的学校应运而生，卫理公会的尹致昊（Yun Chi-ho）是其中最有名的社会及教会领袖。
为了避免宗派间的争执，长老会及卫理公会率先做出划分教区的君子协议；而在日本入侵使教会能与朝鲜人民站在同一阵线，避免了西方帝国主义的污名，以上都为朝鲜下一个世纪的复兴铺路。虽然，世纪末泛基督徒人口仅约六万，佔人口0.005%，但今日却高达约30%。

东南亚的挣扎
菲律宾这颗天主教皇冠上的“亚洲宝石”自主后1870年代急速退色，原因则是反西班牙种族优越及独裁统治的民族主义兴起，不少菲律宾神父也因支持这样的活动殉道。主后1898年，美国击败西班牙取得菲律宾仍继续支持西班牙的教会体制，另一方面更正教差会则进入菲律宾分区宣教。卫理宗在北吕宋、长老宗在南吕宋、浸信会在班乃岛，圣公会甚至尝试深入深山部落及南部穆斯林地区，医疗和教育工作仍是各派共同的事奉重点。
不过，在国瑞阿里白（Gregory Aglipay）神父号召下，本土的菲律宾独立教会应运而生——这是一个反西班牙但仍忠于罗马的天主教教会，所以也反美国来的更正教。为此，阿里白神父甚至组织游击队与美军对抗。世纪末菲律宾泛基督徒约有六百五十万，佔人口约85%。
在缅甸，少数民族的宣教工作仍然较复兴。克伦族的萧卡拉（Saw Karen）与宣教士梅森（Francis Mason）夫妇合译克伦族圣经，也向缅北的克钦族（Kachin）及掸族（Shan）宣教。此外，培训本地领袖及妇女也成为教会重要的工作职一。直到世纪末，泛基督徒人口约二十万人，佔人口2.2%。
暹罗于主后1870年通过宗教宽容法令后，更正教在这块佛教土地上终于有突破，尤其是坚持最久的长老会；而泰北又比中部、南部对福音反应更好，麦基瓦里牧师（Rev. Daniel McGilvary）甚至培养了清迈王的养子南达（Nan Ta）成为助理牧师。但因着与根植暹罗传统的佛教文化对立、倚赖外国资金、强调传福音过于门徒训练、没有培育足够的本地工人等，导致更正教教会持续微弱；天主教因与法国及暹罗王室交好，成为两者的桥樑而得到较好的发展。世纪末，暹罗泛基督徒仅三万五千人，约佔人口比率0.6%。
柬埔寨、寮国及越南陆续受法国殖民：一方面传统的佛教势力依然强势，但另一方面天主教在法国护航下稍得发展，而更正教则几乎未见踪影。这区域的泛基督徒在世纪末约有九十万人，约佔人口8.2%。
马来半岛上最成功的宣教团来自卫理宗：由托本（James Thoburn）奠下基础，再由奥德翰（William F. Oldham）发扬光大。奥德翰自己透过“云汉读书会”(Celestial Reading Society)向华人传福音；而其印度同工皮莱（Benjamin Pillai）则向淡米尔人宣教。
此外，他们的妇女同工布莱克摩尔（Sophia Blackmore）则是妇女权益及教育的先驱，挽救许多受奴役的女孩，而她创办的七所女子学校有“马来亚七大奇迹”之誉。不过，希勒别（W G. Shellabear）刻意向马来人布道则效果不彰，仅留下来颇有文采的马来文圣经及圣诗。
在北婆罗洲，先是巴色会（Basel Mission）招募广东客家信徒到沙巴，后有卫理宗延揽福州信徒到砂拉越，以福音移民的方式建立了教会。世纪末，马来半岛及北婆泛基督徒人数有三万五千人，约佔人口1.5%。
印尼群岛上未受伊斯兰教渗透的地区，成为基督教的目标。其中最有名的是礼贤会（Rhenish Mission）差派到苏门答腊的诺门森（Ludwig Nommensen），他深入巴达克族（Badaks）之地，克服当地对欧洲人的恐惧，赢得拉惹（Rajah Pontus Lumbantobing）的友谊并为他施洗；也正面对抗当地祭司，建立本土的教会组织，让巴达克族至今仍是印尼有名的基督徒民族。
此外，荷兰本土的新派神学式微，差会得到更新，一反过去教会被动宣教政策而往整个印尼群岛，甚至伊利安再也（Irian Jaya）挺进。而天主教更深入婆罗洲内部向达雅族（Dayaks）布道，威斯特沃特（Felix Westerwoudt）是当中最受族人回忆的宣教士。至于后来独立的东帝汶，至今仍是亚洲第二大的天主教地区。在世纪末，印尼泛基督徒有五十四万，约占人口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