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黄孟礼(卫理报总编)
受访:葛琳达(Glenda Lee Cox)
记录:卢韵琴
青春少艾立志为主作工,却被派往一个只能在大英百科全书中找得到的地方——砂拉越——一个注明是“猎人头”的蛮荒之地;殊不知,在砂拉越服事4年的日子却为她带来了终生难忘的经历。
“那时我刚从肯塔基大学护理科毕业,想说回应上帝呼召,成为一名宣教士。在纽约进行面试时,面试官问我有没有目标工场?我说,无论什么地方,我都愿意。然后我就被派往一个叫做东马来西亚砂拉越的地方,而我服事的地方就是加帛基督医院。”
这位无论何处都愿意去的女护士,名字叫做葛琳达(Glenda Lee Cox),在美国肯塔基州土生土长。1966年,她来到砂拉越,并在加帛基督医院、Nanga Mujong及木桂兰诊所服事了约4年的时间,还差点命喪柏拉固急滩(Pelagus Rapids)。48年后她与夫婿安东尼旧地重游,并发现有3位由她接生并以她的名字“Glenda”命名的伊班人。
最后一名旅客
“那是在1965年,当我收到通知被派往婆罗洲岛上的砂拉越——一个我前所未闻的地方,我就开始翻阅资料。但当时关于砂拉越的资料少之又少,唯在大英百科全书找到‘猎人头’(Headhunter)的注明。当时我和家人真的有点被吓到,但为了上帝的福音,我还是顺服了。”
她的母亲早逝,父亲是一位木匠,所受的教育程度并不高。虽然他很担心女儿到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去宣教,但他深爱女儿也爱上帝;于是,他再担心也要放手。在启程前,她父亲花了一笔钱给她买了一双皮靴,让她能够保护双脚。“那双皮靴我根本就没有穿过,因为皮靴本就不适合在砂拉越这个雨水充沛的地方穿,但我从来都不敢告诉他,哈哈哈……”
1965年11月,她终于踏上了前往砂拉越旅途,从美国的西岸坐船到东南亚。当时的船长是一名胖胖的挪威人,而船上水手都是一些中国人。从美国到香港,再到马尼拉,船上的旅客愈来愈少,最后只剩下她一名旅客了。
“在抵达新加坡前,我们的船要先到印尼雅加达卸货;但当时因为越南战争的关系,美国和印尼关系并不好,所以他们有时会故意刁难美国船只。由于我是唯一的女旅客,为了减少事端,船长就把我带到他的船舱藏起来,还告诉我如果他们查到我的存在,就自认是船长的情妇。我们到了印尼后,尚未上岸就收到船运总公司的消息,让我们折返,最终导致我们的行程从原本的1个月延长了3个月。”
在船上的3个月,她成为了船医的助手,总是帮那些在每个港口上岸的水手们注射预防针,让她尚未到宣教工场,就已经练得一手为他人注射的好功夫。
曾从死里逃生
时间终于来到她在新加坡上岸的那一刻。在新加坡休息了几天,她就坐上一艘中国船,从新加坡到古晋,再到诗巫,入住了当时的宣教楼Lilin Resident,也就是文字事业部办公室现址。在诗巫期间,她除了学伊班语,就是踩着脚车到市区各处去闲晃。3个月之后,她终于离开诗巫前往加帛。
“那时的船需坐八、九个小时,所以我晚上上船,抵达加帛时已经是早晨时分了。”当时的加帛,只是一个小渔村。她与一位15岁的伊班女孩同住,既是她的伊班语翻译,也是她的英语学生。1966年至1969年,她经历了许多让她终生难忘的经历。
“某天,我在路上偶遇一条大眼镜蛇,坦白说,那是我见过最大的眼镜蛇了。那时它向我作势要攻击,之前我听人家说过,当遇到蛇时,尤其是一条欲攻击的蛇,千万不要转头就跑。其实我当时是吓得直发抖,两腿根本无法动弹。奇妙的是,一阵之后,那蛇就垂下头,往另一方向走了;然后我就用我毕生跑得最快的速度,离开该处。”
除了遇蛇事件之外,葛琳还经历了很多让她很感恩的事。在她担任夜班护士期间,当时的物质匮乏,各种医疗器材与护理用品都是经过消毒后循环再用的;但感谢主的是,并没有病患因此而受到感染,也感谢当时有许多华籍护士助理给了她很多的帮助。
“还有就是我在肯塔基大学学护理时,并没有学过如何帮人接生。院长克里斯索罗古医生让我跟她学接生;第一次她做我看,第二次我做她教,第三次就是我全权负责了。我只能说感恩,经过我接生的婴儿已经无法计算,而这次我重回加帛,竟然发现了3个以我的名字命名的伊班女孩。还有一次夜半时分,我的住处来了一位全身纹满了纹身的伊班人,当时我吓坏了,但原来他是来请我去帮他老婆接生的。”
还有一次的死里逃生,那是她在Nanga Mujong服事时,在坐船途经柏拉固急滩时,发生意外,差点儿命丧该处,最后还是伊班籍舵手成功把她救了回来。“我当时尝试自救,但急滩太急了,我尝试了两次都无法成功冒出水面;最后他拉住了我的头发,才把我救上岸的。我在事发后重新出发到目的地,一抵达就马上开始工作;因为服事的人群都在等着我,如果我因为这事情而不为他们诊治,他们就白等了。”
快乐得不得了
在Nanga Mujong服事了一年的时间,当地有10座长屋,这让她对伊班人的认识更深了,而且也培养了深刻的感情。“记得院长曾经告诉我,当他们请我吃饭时,千万不要问这是什么食物,先吃了再问。所以我从来都不问自己到底吃了什么,感谢主的是,我从来都没有因此而生病,哈哈哈……。”
还有一次,Nanga Mujong的学校发生了严重的头虱事件,差不多每个学生的头上都长了虱子。在别无她法的情况下,她狠下心把所有学生的头发都剃光了,虱子就无法再传染了。“当时,那些学生每个都哭丧着脸,不愿意剃光头;尤其是女生,但没有办法呀,就只有这个办法才是杜绝头虱的最佳方法。”
“伊班人其实是一个非常友善的民族,他们知道我们是来帮助他们的,断然不会伤害我们;唯有面对敌人时,他们才会反抗。”
1968年,她的服事工场转换至木桂兰,这是一个以华人为主的地区,她的服事对象也就以华人为主要对象。在木桂兰服事期间,她与当地华人建立了美好的关系。“我是唯一的护士,但闲暇时间,我也会跟当地的人们一起烘焙与烹饪,真的是快乐得不得了。”
直到1969年,她返回美国肯塔基州,再次进入大学深造,并与英国人安东尼●杰恩斯(Anthony Jevans)在1972年结婚生子。如今的她有一个女儿和11个外孙儿女;48年后,与夫婿手牵手重回砂拉越看看,回忆当年的美好时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