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杨天道（北京传道人）

笔者近日有机会参加名为“把握时机”的宣教动员课程，课间同邻座一位来自河南农村的弟兄攀谈。他所在的家庭教会，有上百人的规模和两层楼的建筑。但就在上个主日的聚会之前，突然遭遇大队警察的突袭搜捕。教会在最近几个月，不断从警方接到停止聚会的禁令。为了持守信仰和避免冲突，他们决定在聚会时锁紧大门并压低音量，制造空无一人的印象。但这次警察有备而来，以器械破坏门锁强行进入。在攻陷前的间隙，弟兄姐妹们躲藏到楼上的房间，侥幸逃脱被讯问和羁押的后果。我问他下一个礼拜天会如何安排，神情凝重的弟兄只有无言的叹息。
信仰没有自由、教会经历逼迫，在今日的中国不是新鲜的事。然而，当我试图将这位身处风雨飘摇的教会的领袖，与他正在学习的如何参与普世宣教的课程，放在同一画面中，却如时空错位一般反差巨大。此刻的教会，似乎根本不具备差派宣教士的条件。前途未卜的政治局势，难免使得人心惶惶；而失去安全保障和稳定信徒的教会，在自身难保的生存困境中，如何能构想宣教的蓝图？
这正是让许多中国基督徒好生为难的纠结：我们深信，上帝将普世宣教的使命托付给这一代的中国人。但中国教会最迫切的课题，可能是在政治和文化的夹缝中，寻找存活的空间。在这时候，谈论海外宣教似乎是奢侈和遥远的梦想。然而，如果教会要等到云霁雾散之后，再作远征的打算，不但有可能错失良机，更说不定根本等不到我们所指望的自由来临。教会应当何去何从，是这一代基督徒需要回答的，又大又难的问题。

书写华人宣教的历史
中国的经济和科技都已颇具规模，并保持着高速的增长。中国人的足迹遍布全球，虽然尚未能赢得举世的尊重，但业已成为不可小觑的民族。与这幅充满希望的图画不相称的，是中国教会的弱势和困窘。尽管中国基督徒人口数以千万计，但对其他国家和文化的影响贡献，可以说乏善足陈。相形之下，那些不如中国富庶强大的地方，比如墨西哥、菲律宾、巴西等所谓不发达国家，却差派出为数不少的宣教士，我也有幸结识好几位。这些上帝的仆人虽然不如欧美白人的资源雄厚，却能够“别开生面”和“胸有成竹”。他们成功地在宣教工场落地生根，并结出并不逊色的果子。究其原因，他们来自的教会虽然没有眩目的外形，却在和平的成长历程中，积累下来可观的属灵资产。就如今日马来西亚的华人教会，披荆斩棘而开创出枝繁叶茂的局面。不受干扰冲击的教会，很有可能在稳健的发展中，进入宣教的时代。
中国教会却必须从不一样的背景，加入宣教的阵容。她当然没有成熟的经验，也缺乏足够的人才。但她拥有的几乎从未间断的苦难经历，虽然不能为宣教事工提供直接的养料，却可以塑造宣教需要的健康灵性。从新约圣经可以发现，初代教会生存的环境，并不比今天的中国教会更乐观。但耶稣的门徒们并没有栖息本地苦心经营，而是在青黄不接的条件下，踏出宣教的脚步。这是因为，一波又一波的逼迫，反而使“耶稣再来”的应许格外真切，也让普世宣教的使命刻不容缓。
圣经告诉我们，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罗马书五3-4）。苦难催生的盼望，才是宣教的真正动力。苦难反而加深了他们对末世预言的信心，带给他们神圣的紧张感，和迎接基督再临的喜乐。原来，我们对末世的期待和信心有多大，我们眼中的宣教窗口就有多大，我们脚下的应许之地就有多大。
在逼迫中开设宣教课程和预备差传，似乎是不可思议的态度。但中国教会在危机四伏的时代里，动荡不安的局势中，仍然不应忽视宣教的可能性和当为性。这不是“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固执，而是“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勇气。同样，住在政治安定、信仰自由地区的华人基督徒，也不要让平稳的生活冲淡了末世的异象，以致于直等到有结余有空闲之后，才真正考虑宣教的事工。主耶稣的再来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切近，教会面临的任务和挑战也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重大。让我们都能把握这难逢的机遇，书写华人宣教的崭新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