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事回应:中国与“两个百年”相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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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晖(退休公务员)

踏入2019年暮春时节,中国遇上了“两个百年”。毋庸讳言,这“两个百年”攸关中华民族的命运,不但重写了中国的近代史,且对炎黄子孙,甚至世界的未来有着至深且巨的影响。
可能不是很多人知道,今年是《和合本中文圣经》面世一百周年。1919年4月22日,耗费整整一代人的时间翻译成的《和合本中文圣经》,终于与谙中文的读者见面。与此相隔大约两周的时间,中国爆发了媲美西方文艺复兴运动的“五四运动”。上述两个历史事件看似无关,却是息息相关,因皆与文字有关系。
上个世纪的此时此刻,中华民族陷在深重的危机与苦难中,政治腐败、民不聊生,国土受到帝国主义与殖民势力的割据瓜分,加上国内军阀反动势力肆虐,百姓苦不堪言。当时的中国被列强视为“东亚的病夫”,在自己的国土,国人却备受入侵者异样的眼光和鄙视,在上海公园甚至挂上“犬与华人不准入”的告示。
就在这样的历史背景和恶劣的条件下,1919年5月4日,北平的各阶层人士,尤其是以知识界和青年学生为主的广大群众,吹响了新文化运动的号角,力主以“德先生”和“赛先生”拯救中国,这就是举世闻名的“五四运动”,对当代中国的文明进程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带来复兴的天书
百年历史从头细说,令人感慨万千,也激动万分!回眸百年沧桑,今天,“赛先生”在中国的表现,的确是可圈可点,成绩斐然;反观“德先生”则务必迎头赶上,惟两者相得益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才有望水到渠成,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至于圣经如何影响中国?之前,有以讹传讹说:“多一个基督徒,就是少了一个中国人”,如今坊间却有如斯的说法:“多一个基督徒,就少了一个坏人”。诚然,“圣经都是上帝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上帝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提摩太后书三16 – 17)
经过开放改革的洗礼,今日的中国还存有多少“全心全意为民服务”的激情?抛开“姓社”或“姓资”意识形态的束缚,中国的顶层设计是以何种人文价值体系作为依据,是否仍然向往“天人合一”、“以人为本”与“大同世界”的理念呢?
儒家的仁义道德规范,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确能起着某种程度的教化的作用;但是人之堕落却是罪,如:贪、嗔、怨、嫉、恨等使然。所以,心病还需心药医,而圣经就是这么一本能帮助人更新生命,从里到外,带来个人和国家复兴的天书。
展望另一个百年,圣经可以作为中华儿女脚前的灯、路上的光;而“五四运动”的火把务必代代传承,才有望实现“中国梦”,带来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且开创人类共存共荣的新世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