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徒行传补遗:失落的亚洲教会史之十 亚洲的宣教世纪(主后1800-1860年)
编写/ 叶永盛(台北真理堂全职同工) 主后1792年,威廉克理(William Carey)的名著《探索》(Enquiry)及其“向神求大事,为神行大事”(Aspect Great Thing from God,Expect Great Thing for God)的著名讲章催生了英国“特定浸信会未得之民传道会”(Particular Baptist Society for Propagating the Gospel among the Heathens),这个以13英镑6便士起家的差会带动了更正教的宣教浪潮。于是,正如主后1492年哥伦布登陆美洲后开展了天主教全球宣教行动,三百年后更正教也加入这个行列,掀起了亚洲宣教新世纪的一页。 宣教在南亚 威廉克理在印度的前七年遭受英殖民政府刁难,勉强在当地协助农务为生,这时他太太则开始精神失常。后来他来到丹麦殖民地赛兰坡与许多宣教士同住,一起写下了着名的《塞兰坡契约》(Serampore Covenent)这份宣教原则,成为往后基督教在亚洲“信心差会”的宣教模式。在他们殷勤事奉下,不同种姓的印度百姓归向主,且宣教团马上把培育当地传道人列为宣教策略;因此他们也尽速地将圣经翻译成当地语言,克理本人就完成了孟加拉文圣经的初稿,后来更出版了5种语言的圣经译本及18种语言的新约译本。此外,赛兰坡的宣教士们也对印度寡妇陪葬、堕胎、杀婴等社会陋习展开营救行动,开办女子学校;而英国议会则在主后1813年由威伯福士(William Wilberforce)为首的循道会复兴运动努力下,争取到宣教士入境及居住印度的自由,广开了英属印度的宣教大门。 克里之后,亚历山大杜夫(Alexander Duff)继续将宣教事业发扬光大,透过教育直接与印度文化交锋。虽然许多印度思想家对他不以为然,但印度有名的人文主义学者罗姆摩罕罗易(Ram Mohun Roy)却很保护这位年轻宣教士。主后1853年,杜夫成功使英文成为印度公立高等学府的教学媒介语,消除了印度方言隔阂与种性制度的区隔,对印度文化造成极深影响——当然杜夫也支持在初等以下教育使用本土语言,以免本土语言被削弱。主后1860年,印度的更正教人数已达近14万人,虽然跟72万多的天主教徒相比仍不算多,但其成长速度是相当惊人的。 而与印度一海之隔的斯里兰卡,主后1796年,英国人驱逐荷兰人后,採取比荷兰更宽容的宗教政策,所有基督教宗派及异教都得到保护。但之前被打压的天主教却因神职人员不足、差会的对立而未能趁机复兴,而有名无实的荷兰更正教徒更是一哄而散;而斯里兰卡南部佛教势力却能把握先机,在民族主义大伞下赢得民心。虽然如此,圣公会及循理会仍积极在岛上工作:约翰卫斯理的好友库克(Thomas Coke)及其同工班杰明克劳夫(Benjamin Clough)培训出许多本地传道人;而圣公会主教詹姆士查普曼(James Chapman)不仅协助各宗派磨合,也成立神学院培养传道人。主后1860年岛上约有3千多真实的更教徒及18万多的天主教徒。 宣教在东南亚 缅甸于主后1812年,北美首批宣教士耶德逊(Adoniram Judson)及同伴被差派过来,七年后他们才带领第一位缅甸人孟纽(Maung Naw)归主。此后他们编写了至今仍被沿用的缅文文法书及缅文圣经,也赢得了一位有影响力的知识份子吴梭农(U Shwe Ngong)归主。主后1821年,普赖斯医师(Dr. Jonathan … Read Mo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