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土生土长的香港著名华人神学工作者，年少时期的梦想是为主发光；又因着喜欢植物而决定要进入“森林”宣教，所以大学时选读了森林系。毕业于台湾国立中兴大学，考获农学士学位，后决定献身给上帝使用，卒之进入香港中文大学崇基学院神学院读神学，考获神道学硕士。

神学院毕业后的他没去森林，却进入“钢骨森林”，为香港循道卫理教会的传道人，并在九龙与柴湾牧养教会。1980年底，他出现在电视银幕上发言“反对两间巴士公司加价”，一时风头无两。期间，他亦曾出任多个社会团体及运动的成员丶顾问，如：基督教爱国民主运动丶基督徒关怀香港学会丶香港基督徒学会丶香港基督教协进会等。

1985年，他与陈立侨医生同组新政党，更曾被香港政府委以议员资格；却在众人关注下毅然放弃从政，前往英国德伦大学求学，使人大跌眼镜。

学成返港后，于有“红砖屋礼拜堂”之称的香港循道卫理联合教会香港堂担任主任牧师，期间建议及推动重建该堂之工程。

1995年，他于8月接任香港中文大学崇基学院神学组主任一职；2004年起称为“香港中文大学崇基学院神学院院长”，2014年退休。其更在2006年获选为香港循道卫理联合教会会长，2012年退休，牧职生涯长达36年。

除负起行政职责外，其学术专长为保罗书信丶新约历史与文化丶新约解释学及香港教会史。同时，他也曾经担任中国神学研究院及建道神学院兼职讲师，香港基督教协进会宣教及社会关注部丶突破机构董事会丶东南亚神学教育协会及香港神学教育协会等团体的主席。现任汕头大学文学院基督教研究中心主任与教授。

他是香港循道卫理联合教会前任会长卢龙光牧师，今次来到砂拉越加帛省的森林中学习木山宣教与牧养，回应48年前上帝的呼召！

趁着这次途经诗巫的稍作停留，《卫理报》总编辑黄孟礼捉住机会与他来一次面对面，畅聊他与森林的故事……（问：黄孟礼；答：卢龙光牧师）

 

问：牧师，首先我想知道的就是，你是土生土长的香港人，为什么你的普通话说得这么好？

答：我祖藉广西容县，生于香港，但我的父亲和母亲都是军人出身。他们在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离开大陆，但又对国民党失望，最终来到香港。当时的港英政府就在香港郊区一个叫调景岭的地方建了难民营，收容中囯逃出来的人，我的家庭也是其中之一。这些人都是来自中国各省份，因此，粤语并不是通用语。

长大一点我入学了，幼稚园和小学都是用普通话来教学的；再加上父母的朋友都是说普通话的，环境使然，让我的普通话比一般的香港人都好，哈哈哈……。

• 普通话环境成长

问：那你流利的普通话是不是能够为你带来许多便利呢？

答：这是一定的，至少我到台湾念大学时，不需要再学讲普通话，让我更容易投入在台湾的生活，只是一样还是闹笑话。当年我在前往台湾的船上坐了两天两夜，从而认识了一位日本早稻田大学的日本朋友；后来到了台湾我们相约去喝咖啡，到了咖啡厅我就点了一杯“夜”咖啡，服务员告诉我她们只卖热咖啡而不是“夜”咖啡，因为粤语的“热”字发音与“夜”字一样，我说错了……哈哈哈……还有就是台湾上学需要打领带，领带在香港被称为“呔”（音同“胎”），我总是说“打呔”“打呔”的，所以我的台湾同学总是疑惑我这个男人为什么要打“胎”，哈哈哈……。

同时，在这些年的服事中，也因着我的普通话更容易让大陆的同胞们明白，而得到很多机会到中国大江南北各地演讲，就连华为（中国著名通讯企业）丶中国电信等企业也邀请我去讲基督教课题的。

问：你说上帝呼召你进入森林，所以选择了森林系；那你为什么又会献身读神学做传道人呢？

答：我是在1969年进入台湾中兴大学森林系，其实我早就有献身的想法，但依然不确定。虽然我曾经因为父亲的重病而准备与上帝来个谈判，但在我还没有做这个祷告前，父亲就过世了，因此我还是不确定是否要献身为传道人。

可是，“爱国”的父亲一直认为中国是以农业立国，要救国就必须要搞农业；而我又喜欢植物多过动物，再加上我喜欢泰山的故事，又看了李文斯顿在非洲宣教的事迹，真的是非常响往森林。只是香港没有农业，更没有森林，我只能到台湾求学。

我从小在难民营中长大，家中姐姐原本也想去但去不成；我的中学时期又在英文书院读书，同学之中没有人会去台湾。但是，靠着上帝的恩典，我做到了。

大学毕业后，我更确认了我的信仰，对于献身的心志更加坚定。原本，我自小就在香港崇真会（巴色会）所办的学校读书，也参加崇真会的活动，但他们是客家教会，我听不懂客家话。后来有一年转校到循道卫理宗的学校，从此我就成了一个不折不扣的卫理人。

在我留学台湾期间，循道卫理宗教会对我的关心，每周都寄周刊与我保持联系，我当时真的很感动。因此我下定决心要回来当牧师。

还记得，年议会是在召开前三天才收到我的申请信；后来因为我是长达13年以来的第一位申请者，于是就破天荒地先通过了之后，再进行考核与面试的手续。感谢上帝的带领，卫理宗就是如此灵活，不墨守成规，这大概就只是卫理公会才能做到的，哈哈哈……。

问：然后你就进入了神学院吗？后来就直接在香港牧会吗？

答：对，我那年就进入了香港中文大学崇基学院读神学，那是在1973年。1976年，我考获了道学硕士学位，就被派到九龙堂牧养，担任助理，那时的会长是黄作牧师。而我还是想要给自己10年的时间在教会牧养，然后就到森林去。

然而，在我牧会时，上帝提醒了我，主权并不在我手上，上帝如果没有叫我去，就不应该自己决定要去，而是要等待上帝的指示。现在一些传道人总是觉得没人去，就自己要去，这其实是不对的；上帝如果没有让你去复兴教会，就不应该自作主张地认为自己可以复兴教会。

上帝如果叫你去乡村，只有10个老人丶10条狗和20只鸡，那你要不要去？要知道，是上帝呼召你，而不是你说你想去那里，主权是在上帝手中的！

于是，在九龙堂牧养2年之后，我主动提出请求教会派我到一个小的堂会牧养，那是个主任牧师一直更换，很不稳定的柴湾教会。那里的人都是工人阶级，最高学历只是中学，可以说是香港的“红番区”一般的教会。也就是在柴湾的7年，我学习到很多，也参与了许多公民运动，可说是一时名声大噪。直到前两年还有报章的记者要来访问我，哈哈哈……。

• 与陈立侨组政党

问：当时的你是在怎么样的情况下参与了社会运动呢？

答：其实完全是机缘巧合，当时我是香港基督教协进会的成员，那时刚好香港的巴士正在计划调涨车资，距离市区愈远的地区车资就愈贵，这是什么道理。住在离市区远的地方就是因为经济能力不足，只能住比较远的地方，为什么住得远的人还要给更多的车费？这是极为不公平的。

那是香港基督教协进会正在召开十年一次的宣教咨询大会，会议的重点讨论有三大大方向：第一，向低薪市民传福音，第二，向学生传福音，第三是参与公共事务。而会议快要结束前两天，就有新闻报道说公共巴士准备要加价。

当时我就住在柴湾，车资已经是很高了，而且之前就已经加过一次。那时我就下定决心，如再加价，我就要去反对；没想到在我们会议快要结束前，就有这样的报道，我当时就觉得我们应该要做一些事了。

于是，我就提出了我的意见，认为教会应该要关心此事，因为教会不是说要关心弱势群体与穷人的吗？可能是因为大家都很累了，想要快点结束，所以就提议让我全权负责此事，然后大家就举手通过了决议。

于是在基督教工业委员会协助我作為记者招待会的发言人，在电视上反对香港两间巴士公司加价。从此之后，就与社会运动结下不解之缘。

可能是因为我的身份是牧师，是中立的；又是教会的，既不是左派也不是右派，民间团体都来参加。所以多方都讨好，也因为这样，让我成为众人都支持的对象，成为了他们的领头羊。

问：1985年你与陈立侨医生组织新政党，但后来为何又放弃从政呢？

答：因为我做这么多社会与政治相关的事，并不是为了政治理念，而是为了我的信仰。上帝对我的呼召并不是在政治，虽然当时香港政府委任我当首届区议员，但我拒绝了。我组织新政党也不是为了要当领导，而是我眼见香港的社会愈来愈在政治上成熟，必须成立政党来参政，而且已经愈来愈多人接受教会人士参政了，就觉得我可以做为推动者，然后功成身退。于是1984年底，就决定退出去读书了。那时政治界人士以为是教会逼我去读书，就要求教会放人，但其实是我自己要去英国，我已经等了9年了。教会人士那时真是百辞莫辩呀，哈哈哈……。

• 读硕士获博士衔

问：可以谈一谈你在英国德伦大学求学时的故事吗？听说你原本是去读硕士而不是博士的……

答：我是在1985年去英国德伦大学进修硕士，这是英格兰第三古老的大学，其实原本教会只给我一年的时间去读书，专攻罗马书；但是我要求需要2年的时间，后来决议是教会只给我一年的带薪学习，第二年就要靠自己了。只是在英国上课很开心，因为可以免费地到各系去旁听，我就旁听了许多我有兴趣的课程。

但是我的导师邓雅各（James D. G.  Dunn）很喜欢我，认为我可以转去博士班，这是我根本就没有想过的。而且当年教会只给我一年的经济支持，在经济上我根本无法负担，我的老师就帮我写信到英国循道卫理公会申请奖学金。一年3千多英磅的学费最终由英国循道卫理教会负责，总共是三年的学费，真是上帝的恩典。

然而，香港教会就不同意了，就说原本已经多给一年了，现在却要再加一年；但后来因着教授的信函和一些牧者的帮忙说好话，我得到了多一年的时间，总共三年，但不能再延长了。你知道吗？我写论文写到离开的那天上午，我乘坐晚上的飞机而早上8时才停笔，行李都还没有收拾，论文打印出来都是同学帮我装订和呈交的。

问：然后你就得到了你的博士学位？

答：才不是呢！我的口试不顺利，没能及格，两名来自外校的负责考官拒绝给我博士学位，只给我硕士学位；但是我的导师不服气，就鼓励我上诉，再加上我的口试程序其实是有问题的，甚至是不合常理的。

论文口试原本是应该考论文中的内容，但那时的考官却是考我的德文丶希腊文和希伯来文；然后他们认为我的希腊文不够好，而给了我一个不及格的分数。这在程序上有问题。因此，当我上诉至校外的德伦教区主教，经过独立调查后，终于上诉得直，予以重考。然后在2年半之后，由两位外校的资深考官考试，才得到我的哲学博士学位。

我还记得那时的重考情况，两名考官坐在我前面，系主任坐在房间的角落作為观察员。这就是西方人的公正，必须是看得见的，而东方人说的公正，还是比较抽象主观的。

问：你回到香港之后就继续牧会吗？

答：对，我回到香港就在香港堂牧会，那是香港循道卫理会最古老的华人堂会，一间拥有9百人参加主日崇拜的教会，牧会7年期间建议及推动重建该堂之工程。

• 从牧会至神学教育

问：你在牧养教会的成绩应该是很好的，那又为什么会转而担任崇基神学院的院长之职呢？

答：那是在1994年初，当时崇基神学院还是崇基学院的神学组，当时的主任是圣公会陈佐才法政牧师，他就快要退休了。我当时是校董，而我个人是从来都没有想过要当老师。

后来，他们就来找我了，告诉我其实他们早已经把我列为一个人选；但保守派嫌我在社会参与上太开放，开放派又觉得我在信仰上不够开放。于是在转了一圈之后，又重新考虑我这个人。当时，他们给了我时间考虑，因为陈牧师还有一年半才退休。

当时，崇基学院的神学组学生人数只有约40位，老师也只有3位，是由4个宗派教会支持的；其中圣公会的主教是不太支持的，不但叫我别去做“救世主”，留在循道卫理公会就好了——前途好，发展更好，甚至还提议就让这个神学组结束好了。

可是，我身为崇基的校友，我怎么样都要试一试，就算不行也试过了。于是我在考虑了一年之后，决定接下这个“任务”，由循道卫理教会派遣我担任主任之职。

那时我获得了老牧师的支持，却有一群年轻的牧者反对，认为教会不应调派我去。感谢主的是，年轻派后来还是看到了需要，愿意作出妥协，在牧师部超过2/3的支持下通过。

于是，我在1995年8月正式上任，直到2014年退休，在崇基神学院服务了19年。

问：如今的崇基神学院又是怎么样的光景呢？

答：我们现在拥有300多位学生，其中130位以上全时间学生，300多人中有约70位为中国大陆学生丶10人来自缅甸，及两位马来西亚籍学生，还有一些交换生。师资方面，现有10位全职专任老师，分别教导新约丶旧约丶伦理学丶系统神学、教会历史、圣乐与崇拜及牧养与宣教等课程。

问：关于香港与中国大陆之间的关系，因为政治的关系而日愈紧张，你觉得中国大陆在日后有可能干预香港的教会运作吗？

答：港独派可以说是够勇气，却灵巧不足，智慧不足。中国是很政治的，只要是有利用价值的，就不会有问题；但从目前来看，中国基本上干预不了香港的教会。今天我们在司法、民主、自由仍然有很大的言论的空间，这就是香港的特色！其实据民调，今天九七后长大的年轻人，有近80%对中国不满呢！

• 森林宣教有负担

问：我们知道你喜欢森林，而且退休后最想做的事就是进入森林；但你又为什么会选择来到砂拉越的森林呢？

答：因为我所知道的森林就是砂拉越的森林。在我的生命中，第一次认识森林就是因着我的同学，他是一位来自砂拉越美里的人；再加上我与砂拉越人的渊源，认识的诗巫人也很多。所以我在2016年7月正式退休后，我就想重新回应上帝在48年前对我的呼召。

问：此次你来到砂拉越的木山营多少天？进入森林的感受如何呢？

答：这次我用了12天的时间，去了加帛的10个木山营，感受就是上帝给了砂拉越华人年议会很大的祝福，而改变了木山的福音景况。虽然在这里工作的华人愈来愈少，大多数都是伊班人，甚至是印尼外劳，不免给人的感觉就是木山已经没了希望，没落了，整个气氛都有些低落。可是，在福音事工方面，最重要的还是信徒，教会一定要给那些信徒们看到未来。

在我看来，教会除了可以训练在木山工作的信徒成为领袖之外，也可以从木山营退休的人身上着手;尤其是那些有负担丶对木山有感情的，教会可以重用这些人，栽培他们牧养木山营的信徒，给他们打打气。这些人都是宝贵的资源，如果可以得到好好运用，这真是一笔宝贵的财富。因此，我有计划在不久的将来，再来森林鼓劢及对领袖的培训。

问：你这么热爱森林，看到森林被砍伐，你有什么样的感受呢？

答：我在48年前学习森林学时所学到的原则，即只能在可以重新植树的地方砍伐树木，而且每砍一棵树，至少就要栽种一棵树，这是为了长期的供应而论，也为了造福以后的子子孙孙。还有就是水土的保护，最重要的就是如果不种的话，哪来的树继续砍；我们不能急功近利地只看眼前的利益，为了赚快钱而砍树却不种树。

同时，从基督教信仰的角度来说，世界是上帝造的。在以前的观念是上帝造世界给人类使用，这是完全错误的，大家都忘了大自然亦是神所爱的，她本身就是有价值的。可惜的是，这些森林还在继续无节制地砍伐，让这个核心价值没了，失去了原有的灵魂，生命没有被尊重。要知道，上帝是最尊重生命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