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叶永盛（台北真理堂全职同工）

主后三世纪波斯萨珊王朝（Sassanid Empire）兴起，与罗马帝国继续争雄。此王朝以复兴拜火教（祆教）为己任，因此其他宗教渐渐受到限制。而对教会更不利的局势是后来君士坦丁归主，罗马帝国基督教化，让波斯更为敌视基督徒，视其为敌国的间谍——在这之前是罗马帝国逼迫基督徒，基督徒可逃到波斯接受宽待，但现在局势完全颠倒！因此，基督徒在波斯突然面对宗教、政治的双重逼迫！
萨珊王朝沙普尔二世（Shapur II）在位时开始大肆逼迫基督徒：他下令基督徒要缴双倍税额，设法残害教会领袖，更积极诱使从拜火教改信基督教的波斯人回转——抗命者可被剥夺财产权等权利，甚至处死。因此殉道者不计其数，甚至比在西方早期受罗马逼迫者更多；然而在波斯“变节的信徒比起西方为少，成为早期亚洲基督徒忠心守道的不朽记号”！
站着聚会！
这段时间的教会渐渐生根建造。根据叙利亚文的《使徒遗范》记载（此书写于主后三世纪中，是现存教会规程最古老的手册；另外，此书由叙利亚文所写，叙利亚文对当时亚洲教会而言，正如希腊文对欧洲教会那样的普遍）：每逢主日信徒都必须到教会，缺席等同“撕裂基督的身体”；入座时男女老少都有特别安排的位子，且由执事一视同仁热情招待（富裕的信徒若迟到且座满的话，也得站着聚会呢!）；不过执事也负责不让人窃窃私语、偷偷睡着、放声大笑或互打手势等。
此外，《使徒遗范》也反对迷信：当时有些从异教改信者为了让良心好过，竟然发明犯罪后只要再洗礼一次即可除罪的学说，此书则提出惟有悔改才是赦罪之道。再来，《使徒遗范》也对亲职教育有所指导：男女不可过分打扮（男不可剃鬍，女要披面纱等）、婚姻双方皆需忠诚（丧偶者可再婚，但第三次结婚则是羞耻的）、教养孩子需传授其一门手艺以免其游手好閒……
此外，这段时间教会也趋向中央化，就像欧洲教会后来渐渐形成以帝国首都罗马为中心的局势；亚洲教会的中心也由奥斯尼内的伊得撒及阿迪阿本的阿裴拉移向了萨珊王朝的首都泰西封（Ctesiphon）。约在主后315年，泰西封主教巴帕巴尔阿该（Papa bar-Aggai）召开泰西封会议想确认自己的权威，不过效果不如预期。但随着后续几位泰西封主教在宗教逼迫下显出的忠贞不移，为“泰西封主教”这职分赢得了极大的名声。
另一方面，随着蛮族的入侵，使得深受其扰的罗马帝国和波斯萨珊王朝握手言和、共抗外敌；这时波斯对基督徒的逼迫暂告缓和。但为了方便管理基督徒，波斯国王亚兹德吉尔德一世（Yazdegerd I）于主后410年（同年，罗马城正被哥特人洗劫）准许泰西封主教以撒召开了以撒会议——亚兹德吉尔德一世某种程度而言可说是“东方的君士坦丁”，因为他之前才对基督徒发出宗教宽容的谕令，这跟君士坦丁主后313年颁布的“米兰谕令”有相同的意涵。
这场会议接受了安提阿（即使徒行传十一章中有名的安提阿教会）主教、阿裴拉主教等的建议，确立了三点共识：一、泰西封主教为亚洲教会的首席总主教，没有他批准任何主教都不合法；但一个教区的主教授任须得到另三名主教的支持；二、东西方教会在圣诞节、主显节、復活节（含大斋期和受难日）上明定日期，以便普天同庆；三、亚洲教会也承认尼西亚信条为信仰标准。显然这会议确认了欧亚教会的合一，同时也确立亚洲教会的自主性，但却遗漏了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没有制定总主教的选举方式！结果是这个亚洲教会内最高的圣职受非基督教的波斯政府操控！
然而不幸中的小确幸是，东方的修道主义在尼西比斯的雅各（Jacob of Nisibis）和神学家亚弗拉哈特（Apharaates）确立了修道院，并把服事贫穷人和传扬福音的入世精神保留下来。这给波斯教会保住了一种外展精神，甚至继续与印度较早但较弱小的基督群体保持联系，支持印度教会的发展。这是主后400年亚洲教会的状况，但后来一场教会内部的权力斗争及波斯政府的重新逼迫打破了这脆弱的和平与团结；而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就是有名的东西方教会大分裂之“涅斯托留争论”(Nestorian controvers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