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叶永盛（台北真理堂全职同工）

继主后410年泰西封主教以撒召开第一次大会（以撒会议）后，后来两任的泰西封主教各别又召开第二、三次大会：主后420年的雅伯拉哈会议（Synod of Yaballaha）及主后424年的达迪索会议（Synod of Dadyeshu）。前者继续承认西方教会的其他几个会议宣言，强化与西方的联系；但后者则将泰西封主教提升到与罗马、君士坦丁堡等基督教重镇看齐的主教长（类似教宗），但这不是与西方教会对立，而是平等宣言。反倒是西方教会有关基督“神人二性”的神学争端最后导致欧亚非三地教会分道扬镳。
这场称为“涅斯托留争论”（Nestorian controversy）的神学争辩，某程度是罗马、君士坦丁堡、安提阿及亚历山大这几个主教长因辖权而勾心斗角的结果。主后325年尼西亚大会以来，基督的“神人二性”被确认，但“神人二性”的关系到底为何？这问题令人玩味！于是强调基督神性的亚历山大学派及强调基督人性的安提阿学派在此相持不下，这争论到了安提阿学派的涅斯托留（Nestorius）出任君士坦丁堡主教长后全面爆发。亚历山大主教长欧利罗（Cyril）对涅斯托留神学攻击使两派斗争白热化（这段历史的细节碍于篇幅，在此不赘述，有兴趣者可自行参考坊间一般的基督教会史即可）！
最后主后451年，有名的迦克墩会议裁定：“基督具有神人二性（physis），且两性存于一个位格（prosopon）及本体（hypostasis）之中，没有含混、没有改变、没有分切、没有分离”。对这折衷的宣言，亚历山大学派和安提阿学派都不满意，最后前者为与后者区别，竟形成基督一性论，自选主教长将埃及从大公教会分出去，被称作“科普特教会”（Coptic Church）；后者原则上应更靠近迦克墩，但讽刺的是迦克墩之后，东罗马皇帝泽诺（Zeno）急于维持帝国统一竟转向基督一性论，君士坦丁堡、亚历山大、安提阿、耶路撒冷这些重镇的主教长也随之转向，迫使国内基督二性的支持者逃往东方，欧亚非三地教会分裂则由此开始。但有些东逃的学者带来了希腊哲学与教父作品，并创办了有名的“尼西比斯学院”，维持东西方的交流。
主后486年主教长阿迦修（Acasius）召开第四次大会确立几个重点：一、接受迦克墩信条（合乎涅斯托留部分）；二、重宣主教的权力高于修士、隐士，以免异端入侵；三、肯定基督徒（含神职人员）皆有权婚嫁。最后这点使东方教会更远离西方教会，但主后497年的第五次大会公开谴责倾向“基督一性论”的主教，使波斯教会被西方称为“涅斯托留派”
波斯宣教团首抵长安
撇开神学争论不谈，这时波斯教会令人津津乐道的就是向中亚游牧民族传福音，这还是波斯王亲身的见证呢！波斯王卡瓦德（Kavad）曾因政变逃到匈奴避难，而与他同去的尚有几位涅斯托留派基督徒。这些信徒三十年来跟匈奴人一样简朴度日，把其语言化成文字向他们讲道，并教导他们读写；后来一位亚美尼亚主教加入他们，更教导这些牧民务农知识，而这位主教却是一位基督一性论者！这些看在卡瓦德眼里实在印象深刻，以致他重夺王权后十分恩待基督徒。
主后540年，伟大的玛尔阿伯（Mar Aba）出任主教长时，果断且公正地解教会内部的对立，并复兴神学教育并推广至乡间，振兴基督徒的道德水平。同时他也乐意与脱离“基督一性论”后的东罗马帝国恢复关系，但西方教会却不顾罗马教宗维吉流（Pope Vigilius）反对，定“涅斯托留神学”为异端，东西方教会复原无望。
但这段时间，不仅玛尔阿伯让教会展现生机，卡斯卡的阿罗憾（Abraham of Kaskar）带动的修道复兴运动也带来一波属灵复兴，其建立的“大修道院”超越了“尼西比斯学院”成为当时的神学中心，其弟子也在各处建立修道院。有人直言若非这改革之功，涅斯托留派绝经不起“基督一性论”的入侵及伊斯兰的攻打。
事实上，“基督一性论”在波斯得势跟王室颇有关系。基督教在波斯日渐形成势力后，波斯王以宗教控制取代宗教逼迫的方法来支配波斯教会。科斯罗埃斯二世（Chosroes II）的王后之基督徒医师及烈（Gabriel）因道德问题被教会谴责，后竟转向“基督一性论”；“基督一性论”得势，甚至连尼西比斯学院也受到冲击而衰败。而王后的介入也是后来涅斯托留派主教长被悬空20年的原因之一。
直到主后628年，波斯与罗马交战失利，王需要基督教的使团前往议和，才重新任命了新的主教长耶书亚二世（Yeshuyab II）。这位主教长不负所望完成和谈，后来也成为首位与入侵穆斯林议和的基督徒，甚至创立了印度首个总主教区，使印度的涅斯托留教会独立于波斯主教区外，直接对主教长负责。还有，在他任内（主后635年），首个波斯宣教团抵达长安，开始了基督教（景教）在中国的历史；而中亚许多突厥游牧部落也纷纷改信基督教，使涅斯托留教会在往后700年成为名符其实的亚洲教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