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徒行传补遗:福音东传,好“景”不常 失落的亚洲教会史之四 (主后650-10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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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叶永盛(台北真理堂全职同工)

主后635年(贞观九年)以阿罗本(Alopen)为首的波斯宣教团抵达长安,唐太宗令名臣房玄龄接待,允其设教,并于主后638年在长安拨款兴建第一座基督教(即“景教”,意即正大光明教)教堂,开始了(涅斯托留)教会在中国的历史。虽然武则天立佛教为国教后,景教遭到一时的迫害,但三位重要人物对景教的维护使其能在中国继续蓬勃发展:汾阳王郭子仪、基督徒大将伊斯(Yazdbozid)及其子景净(教名Adam)。
郭子仪在伊斯的辅佐下平定了主后755年(天宝十四年)开始的“安史之乱”,让大唐江山转危为安,因此唐肃宗对二人重赏有加,也加强了对景教的支持,建造西北景教寺。伊斯本人忠于朝廷,更是乐善好施,其人其事后来被刻记在“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传世。
这碑刻于主后781年(建中二年),当时景教已是“法流十道,寺满百城”。伊斯的儿子景净不仅是中国主教,更因深谙中国语文和文学而声名大噪,甚至佛教传教士般若(Prajna)翻译佛典时也向他求教——当时在唐学习的日本真言宗创始人空海(Kukai)及天台宗(法华宗)创始人最澄(Saicho)带回日本的佛经,可能就是般若及景净合译之作。因着这样的交流让人不禁估计,基督教思想到底有多少机会得以散播在日本佛教的不同流派之中呢!
另一方面,景净可能已将四福音、部分使徒行传、保罗书信和诗篇翻成汉文,而<<三威蒙度赞>>(三一颂)更是他将古叙利亚文赞歌翻译成汉文的杰作,使得有西方学者指出:“我们西方要等到宗教改革后才得以用自己的语言吟诵此赞歌,中国基督徒却要比我们早了七百多年。”
盛极一时,昙花一现
然而,主后980年左右(五代十国时代),如此兴旺的景教却突然销声匿迹,这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呢?较有说服力的原因有四:
第一个原因是主后845年唐武宗的“会昌灭佛”,这是针对佛教的逼迫,但连同非源自中土的景教、摩尼教等夷教都遭池鱼之殃,一併遭受打击。
第二个原因是过份的处境化:有人指责景教是混杂了儒、释、道混和主义基督教,但根据20世纪初敦煌出土的大量景教文献的判读,事实显示这些汉译的神学思想中并无异端之说,甚至在西方被质疑“基督二重位格”之嫌的涅斯托留神学也未见于汉译文献;故景教在神学上是站得住脚的,但却在翻译上过于本色化而误导后人,例如:天尊(上帝)、诸佛及非人(天使)、平章天阿罗汉(天军)、宝路法王(使徒保罗)等佛家用语,以至其实敦煌发现的景教文献竟是在佛教洞窟中找到的,可见后人很自然将景教归类为佛教的一支!
其三是景教教会并未深入民间,其信奉者多是西域人(景教碑文上的名字多是叙利亚文)或仅止于知识分子——从出土的大量景教汉文文献可知,应有一定人数的汉人能阅读,但能看懂这些文献的可能也只有受过高深教育的汉人。
其四是景教长久以来过于依赖政府的荫蔽而发展,因此随着唐室的覆灭,教会也随之衰亡;唐朝末年,国内因“安史之乱”后普遍仇外,主后878年广州失守,据当时旅华的一名阿拉伯旅客记录,当时有12万名穆斯林、犹太教徒、基督徒和拜火教徒遭屠杀。
亚洲教会在东亚昙花一现,但始终仍可说是盛极一时;但同时期在西亚,教会却面临阿拉伯的伊斯兰帝国兴起后的严峻挑战。下一篇我们将来看看媲美大唐的伊斯兰帝国统治下教会的光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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