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黄孟礼（卫理报总编）
受访者：陈心洁（临床心理学博士）
记录：卢韵琴

“他从大山里走出来” 是中国中央电视台有个主持人叫“小毕”的称号；诗巫则有位心理学博士，却是离开城市、离开家，从象牙塔出来，走入中国的大山中服务人群，帮助那些贫困山村的失学孩子。
“我也只是能够帮多少就是多少，因为我把自己当作是志愿者！”临床心理学博士陈心洁承认个人力量是不足的，需要更多的资源协助她工作。
身为一个临床心理学博士，原本她可以高枕无忧地在开业或教书，过着优渥舒适的生活，但她却选择离开舒适圈（Comfort Zone），组织“赤足志愿服务组＂前往一些需要用脚走路才能到的地方提供援助，这似乎与她的专业不是很挂钩，那她又是如何看自己的呢？
《卫理报》总编辑黄孟礼趁着陈博士回诗巫休息的日子，特别邀她来个面对面，掏心畅言……（问：黄孟礼；答：陈心洁（临床心理学博士））

问：可以先让读者们了解一下你的学历吗？
答：我毕业于诗巫公教中学，之后前往台湾升学，就读台湾中正大学心理学系。大学毕业后，我在台湾嘉义基督教医院服务了1年，深觉得自己不足，于是便前往美国芝加哥惠顿学院（Wheaton College）修读心理学硕士学位。然后再进入福乐神学院（Fuller Theological Seminary）修读博士学位，前后5年的时间，而且还修读神学课程，考获道学硕士的文凭。
问：当年为什么要去念心理学？是兴趣吗？
答：其实我在高中时期就已经对心理学产生浓厚的兴趣，当时就对心理学有许多的幻想，还有就是对人性的好奇，只要是看见心理测验我都会去做一做，然后就立志要念心理学。
问：临床心理学和心理辅导、精神病医生是如何区分的？
答：临床心理学医生与精神科医生分别最大的地方，就是临床心理医生只是诊断而不配药；精神科医生则是可以为病人配以药物辅助；心理辅导的话，就是以心理辅导为主。
三分一的人有心理疾病
问：对现代人普遍上都有心理疾病的说法，以你专业的角度来观察，是如何看待这样的情况？
答：我认同上述的说法，因按照现代心理学来看，心理疾病在现代社会中其实并不少见，大约每10人中就有1个患有忧郁症；如果再加上一些上瘾，如网瘾、毒瘾等的情况，大约三分之一的人都有心理疾病。
这些心理疾病都是一些比较轻微的情况，但要是真的精神分裂症，就真的必须吃药住院；而精神分裂症的成因有很多，有心理压力造成的，也有遗传基因出错的，还有是脑结构不健全等。
然而，现在开始运用康复治疗的手段，以便能够让一些情况稳定的病人能够回归社会，因为他们的职业能力是可以恢复的，还是可以工作及生活自理。
问：精神科的药物大多数都是镇静剂吗？
答：不一定，一些是让患者暂时听不见所谓的“幻觉”，一些则是让他们的情感麻木的，还有一些是镇定情绪的。主要是让患者的情绪能够稳定，然后有很多的休息，如果患者的情绪一直都没有办法平稳，就没有办法休息；休息不好，心情就烦燥，这是大家都有体会过的，更何况是原本情绪就不稳定的病人。
问：你认为诗巫人在精神疾病方面情况是否严重？
答：其实精神疾病患者在每个地方或多或少都一定会有，只是我们应该如何对待他们。我觉得在这一方面，无论是政府机构、私人团体或教会组织，都没有一个很好的方法来帮助他们，这是比较遗憾的事。
儿童性侵包括男女生
问：对于近来因台湾女作家林奕含自杀事件而引起的儿童性侵问题，你又是怎么看呢？
答：儿童时期遭遇性侵是会对受害者造成童年创伤，施暴者通常是来自熟人，但也往往是因为熟人，甚至是信任的人，从而导致他们并不敢告诉他人。
再加上，普遍社会对于弱势群体的偏见，促使他们常常会因为“家丑不可外扬”而将伤害深埋在心底。同时，施暴者通常都是有地位、权威的人，这样的话就会更容易让受害者就范，一旦受害者隐忍，他们就会更加肆无忌弹。
在中国就有学校的校长对学生做出性侵之事，第一个学生、第二个学生，最后到了4、50个学生被性侵，甚至是怀了孕，事情才暴露。这些受害者大多都是一些弱势的孩子，有残疾的、有父母在外打工的留守儿童、胆小怕事的儿童、单亲家庭的儿童和家庭没有靠山的儿童；而且不要以为只是女生才会被性侵，男生也会成为受害者。
对于这种事，我感到很心痛，但很多时候孩子根本不知道自己被性侵；因此，性教育是很重要的，有时候我就在想，如果教会在教导主日学的当儿，也可以教导一些性教育，帮助孩子有自觉且懂得保护自己。
还有就是家长也应该多多注意自己的孩子，当孩子有反常的举动，如不愿意上学或是到补习中心等，就肯定有事发生；所以家长不应该一味打骂小孩，而是要了解当中的原因。有时并不是那个地方或是什么人让孩子害怕，而是他们上学的那条路也是其中一个原因。
因我国社会风气与文化使然，再加上法律约束力不足，甚至有施暴者只要与受害者结婚就可以免除法律制裁等，完全就是让人感到无言以对。
当然，从心理学家的角度来看，施暴者也是曾经的受害者，因此，才会出现心理扭曲，进而犯罪。所以，他们也是心理学家帮助的对象，要先给机会让他与他的过去和解，才可能让他们走出影响他们一生的阴影，就如同上瘾般，需要认真戒掉这个瘾才行。
问：对于现代社会的性开放情况，而且年龄已经趋向愈来愈小，你又是如何看的呢？
答：这是一种社会娱乐的潮流，少男少女们看太多戏剧了，认为发生婚前性行为是一种潮流，从而不考虑后果。所以，我觉得教会所开办的“青春无悔课程”是很好的，甚至是可以教导一些性安全教育；但教会不应把会友关起来，因为教会与社会其实是一样的，都需要接触外面的世界，从而训练分辨的能力。
我们可以先从小组探讨开始，先从打“预防针”开始，因为压制愈多，反弹也就愈大。教会应该要想想，我们有没有听见青少年的心声、疑问？是否为他提供一个管道，让他们抒发自己的心声？
同时，现代的科技发达，网络社交媒体更是多到不行，父母家长们都应当要与时并进，多多了解现代网络媒体到底可以提供什么资讯给孩子。
教会应发展全人医治教育
问：那你认为教会还可以扮演怎么样的角色呢？
答：在我看来，教会缺乏了全人发展的教育，没有做到“全人医治”的工作；再加上，华人总是注重孩子的成就多过孩子的身心发展。从我的经验得出，教会都比较注重会友的才艺而非会友的实际生活层面，但会友的生活层面是否有问题，其实比才艺重要得多。
问：可以聊聊你从象牙塔走到大山里的故事吗？
答：其实就是一个契机，那是在2008年的汶川地震，我去了灾区服务，从而认识了几位志同道合的朋友，然后又在2010年去了青海玉树地震的灾区服务。
之后我在2011年去北京中国政法大学执教，就带着学生参加了2012年云南彝良地震、2013年四川雅安地震和2014年鲁甸地震三个灾区的服务。
就这样，我带着学生们走进了大山，在田野服务。因着我们所服务的地区都是需要走路去的，于是我就给我的志愿团队起了一个名字叫“赤足”。
问：“赤足”就是一直在地震灾区服务吗？
答：没有。我们的工作是从地震灾区服务开始，但“赤足”如今的工作重点在助学，帮助那些因经济条件不好，如父母均失去劳动能力，从而失学的孩子，让他们能够继续上学。
目前我们帮助的人数已经超过50人，都是一些四川、云南和西南地区的贫困山区孩子。可惜的是，虽然我们的目标是帮助他们读完大学，但山区孩子的辍学率真的很高。
开一门苦难心理学的課
问：你的专业是心理学，却到山区服务，看来还真不是那么挂钩，那你自己又是怎么样看呢？
答：我把自己定位在志愿者，我的专业可以帮助我寻找资源来支持“赤足”，就像是我带学生去山区服务，我开了一门课“苦难心理学”，意谓着让学生们先体会苦难，才能理解苦难。然后我寻找资源支持我们去四川大梁山做调研，然后就在大梁山上，发现了爱滋村的存在。爱滋村，顾名思义就是这个村的村民有多人染上爱滋病。
我们是用为村民义诊的方式为村民检查，从中进行调查。据了解，这些山区的人是因为吸毒等不好的习惯而染上爱滋病，他们大多数都是在1980年代中国改革开放初期，被征召到沿海城市打工；但来自山区的他们并不习惯城市的生活，再加上言语不通，而交上了坏朋友，从此染上不良的习惯。当他们生病后，他们回到家里，又因为缺乏卫生知识，再把爱滋病传给了他们的妻子，妻子怀孕就传给了下一代，更坏的是爱滋病的潜伏期是10年。
就以我上一次到爱滋村去进行调研时，我们又发现了两位已经染上爱滋病的村民，其中一位是50岁的中年寡妇，她的丈夫有吸毒史，另一位则是7岁的小妹妹，同样是有吸毒背景，她的父亲早就因病去世，母亲则在年前去世。
在查出他们已经患病后，我们只能先告诉她们的家人带她们去城里大医院看病；但一个能跑能跳又能吃能住的活泼孩子，又有谁相信她是个有病的孩子？
问：那这些年来，教学与田野服务，哪样让你较享受？对于未来，你有想过哪些计划吗？
答：两种生活我都享受其中，没有什么很大的差别。对于未来的计划，我当然是想重新回到大学执教。
问：有想过要去哪里执教吗？还愿意去中国吗？
答：没有特定地点，中国也可以，虽然我对中国宣教有负担，但中国太大，不可能在短期内完成。目前的我只能够先做好自己的本份，希望透过我这个人，让我的学生对基督教有一份的好感，就已经是一个很大的成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