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徒行传补遗:新月高照下的十字架 失落的亚洲教会史之五(主后650—10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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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叶永盛(台北真理堂全职同工)

伊斯兰的崛起
阿拉伯半岛目前是全球最少基督徒的地方之一,但在伊斯兰教兴起前,这里却有为数不少的阿拉伯基督徒——别忘了使徒保罗信主后并未马上到耶路撒冷见其他使徒,反而往阿拉伯的纳巴泰人(Nabataeans)去,大概与当地的基督徒同住,面对灵性的重整(加一15-17)呢!
早期阿拉伯半岛本是一个游牧民族盘据的蛮荒之地,但随着吹往印度洋的季风路线被发现后,罗马人积极想要控制这地;而其世仇波斯人自然也伸手横加拦阻,但罗马人将同信基督教的衣索匹亚拉进来对抗波斯,于是三大帝国的交战使此地纷扰不已。后来衣索匹亚人建立的基督教王国盛极一时,并向麦加的克尔白寺(Kaaba)──即今日穆斯林前往朝圣的卡巴天房,但当时里面除了有名的黑石以外,还充斥着三百六十尊偶像,是个异教崇拜的重镇――进军,攻打曾亵渎教堂的阿拉伯人,这年史称“大象之年”(主后570年,因当时的基督教国王阿布哈(Abraha)是骑着白象出征麦加的)。这场战争的结果是基督徒军队被麦加的异教徒击败,而领军的异教徒酋长穆塔聂(Muttalib)就是伊斯兰先知穆罕默德(Muhammad)的祖父,这个家族持有麦加异教朝圣的贸易所有权(即提供朝圣者食物及饮水的权利)。
无论如何,伊斯兰教兴起前夕,阿拉伯的宣教工作有一个弱点:就是所有基督教控制的地域皆由外国势力掌控,使教会群体始终保留外国色彩,甚至未将圣经翻译成阿拉伯文。不过旷野中某些基督徒群体超越部落思想的紧密生活,给阿拉伯人留下深刻印象,极可能成为后来伊斯兰教群体(umma)的模范。
穆罕默德虽出身麦加望族,但因其遗腹子的身分并无继承权,算是家道中落;但在其25岁时与一名比他年长15岁的富孀结缡,生活渐渐改善,并开始冥想及体验神秘经验。40岁时自称蒙主呼召做使者,传扬一神教义,这引起了异教亲族的不满,而于主后622年被逐出麦加。不过他后来在麦地那重整旗鼓,并与同属一神教的犹太人及基督徒结盟,主后630年挥军征服麦加成功,奠定了伊斯兰帝国的根基。
这时穆罕默德与所谓“信奉天经的人”(即犹太人和基督徒)歧见越来越深,他否定三位一体和基督神性的教义,并指责犹太人和基督徒篡改圣经。为什么穆罕默德对一神教的好感没使他成为基督徒,反产生分歧呢?其中有几个原因:一、圣经未翻成阿拉伯文,使之无法认识圣经的全貌;二、基督徒内部阵营的对立,使之认为这无助于团结阿拉伯民族;三、基督教与罗马、衣索匹亚这些外国政治势力牵扯太深,有碍阿拉伯民族认同。但最关键的自然是他自诩为终极先知,比犹太人和基督徒拥有更完备的真理。
四大哈里发时代(主后632-661年)
“哈里发”就是先知的继承者。所谓“四大哈里发”是指阿布峇卡(Abu Bakar)、奥玛(Omar)、欧斯曼(Osman)及阿里(Ali),前两者是穆罕默德的岳父,后两者是他的女婿。这时罗马及波斯帝国因长期对战已疲弱不已,伊斯兰帝国势如破足进犯两大帝国,将罗马人赶出巴勒斯坦,而迫使波斯末代皇帝客死中亚而亡国。伊斯兰帝国称霸整个阿拉伯半岛,并继续往亚、非大陆扩张。
哈里发政权统治下的阿拉伯人被令改信伊斯兰,否则死路一条,但有一些阿拉伯基督徒以自己同时做阿拉伯人及基督徒自豪而不愿就范;这方面曾有所折衷,就是他们要付双倍的穆斯林贫穷税(Muslim poor tax),并答应不替自己的子女施洗。
但对非阿拉伯人而言,哈里发则仿效波斯政权将他们集中在宗教隔离区内,不得从军也不得过度参与政治。但犹太人及基督徒的处境又比异教徒或祆教再好一些,医生、艺术家、哲学家、科学家、建筑师或政府秘书等高贵职业通常仍由犹太人及基督徒受任。讽刺的是,这些亚洲基督徒普遍上对伊斯兰政权是颇欢迎的:因为对波斯故土下的基督徒而言,是波斯祆教政权转换为同属一神教的伊斯兰政权;而对原属罗马故土的基督徒而言,伊斯兰政权其实比之前基督教的罗马政权对他们更仁慈——至少没有重税、暴虐的地主及无止境的战争。
四大哈里发之后
主后661年,叙利亚总督穆阿维叶(Mu'awiya)夺得哈里发职分,随后钦点自己的儿子为继承人,创建了伊斯兰教史上第一个世袭政权倭马亚王朝(Umayyad dynasty),定都大马士革。倭马亚王朝的特色是伊斯兰教变得世俗化,统治者在战争、法律和政治上的注意力似乎比宗教更多,所以对基督徒相当容忍,其中一位基督徒曼殊尔˙伊本˙塞奇(Mansur ibn-Sarjun)更被任命为政府中第二高位的财务大臣,而他的孙子即是集行政官、修道士、神学家和护教者于一身之大马士革的约翰(John of Damascus)!
大马士革的约翰在西方教会史上,以与东罗马皇帝利奥三世为反圣像激辩而著称;但在亚洲,他是穆斯林统治者看重的人才。他与倭马亚统治者叶德基一世(Yazid I)是同窗,也是王子马立(‘Abd al-Malik)的秘书,但在信仰上他是坚定又中肯的护教者。他不否定穆罕默德带领阿拉伯人从偶像崇拜转向一神教的功劳,但也质疑他的先知身分,甚至著册反对伊斯兰教。而他所写的《知识之泉》(Fount of Knowledge),翻成拉丁文后更成为天主教神学家阿奎那《神学大全》(Summa Theologoca)的范本。
后期的倭马亚政权统治越趋严厉,面对国内一些为逃避苛捐杂税而改信伊斯兰的非阿拉伯人投机分子,政府区分出阿拉伯穆斯林及非阿拉伯穆斯林,后者不(像前者般)获发退休金、不得在骑兵中服役并且要缴地税,但可分享扩张战争的战利品。同时,也限制非穆斯林与穆斯林结婚、禁止令穆斯林转离信仰,甚至开始有拆毁教堂之举。但这些转变仍无法舒缓基要派穆斯林对倭马亚政权的不满,最后主后750年以穆罕默德叔父阿拔斯(al-'Abbas)为名的一族取而代之,建立“阿拔斯王朝”(Abbas dynasty),定都巴格达。
阿拔斯王朝在宗教上比倭马亚更保守,但其第三任统治者马赫迪(Mahdi)却开明地与当时的涅斯托留派主教长提摩太一世展开公开的宗教辩论,论及上帝的本性、基督的身份、圣书的启示及穆罕默德的权威等议题。最后这场辩论不分胜负,但却让两个宗教的关系达到高峰,马赫迪最后对主教长说:“若你接受穆罕默德是先知,那你所说的就真的动听,且意义深远。”提摩太一世确实是伊斯兰时期,亚洲教会最伟大的主教长,他与阿拔斯统治者展开辩论的那一年(主后781年),景教碑在中国被竖起,这表示当时涅斯托留派信仰在阿拉伯的阿拔斯王朝及中国的唐朝这当时两大最强的帝国中,势力如日方中。
提摩太一世主教长不仅对内老练地整治了教内贪污的问题,对外也极力地反对各种异端邪说。此外,他也有强烈的宣教情怀,公然祈求穆斯林统治者允许基督徒向穆斯林分享福音,也大力推动修道院更新运动(修道院是亚洲教会对外宣教的重要基地);在当时正转信伊斯兰的世界中,他甚至放弃门户之见与非涅斯托留派的宗派(含基督一性派)合作传道。他的任内也有许多基督徒将希腊古典文学翻译到阿拉伯世界——正有赖阿拉伯人的保存,这些作品方才能在西方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时再现与更新欧洲文化。
虽然如此,阿拔斯第十任统治者穆拓维奇(Mutawakkil)以后,宗教压迫临到非主流伊斯兰教派及基督教(这与唐武宗发起“会昌法难”导致景教没落的时间相当):涅斯托留主教长被罢免、基督教堂被大量摧毁、基督徒被迫在衣着标上特殊记号、基督徒不得与穆斯林通婚(除非先成为穆斯林)、父母其中一方成为穆斯林则其子女也当算为穆斯林,甚至基督徒的墓碑要被拆除、不准基督徒学阿拉伯文及发出呼唤人祷告的声音、基督徒的房税要带到清真寺缴纳、基督徒的大门要竖起木製的魔鬼像……而在基督教的第一个一千年结束以前,教会内部的腐化也让人心寒,如:主教长试图窃取修道院镶上黄金珍珠的福音书、贿赂伊斯兰统治者去对付其他宗派的领袖,更有修士暗中结婚、结党纷争及违抗命令的状况等等。弟兄姊妹正期盼真正的千禧年临到,欲知主后第二个一千年的亚洲教会状况?且待下回分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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