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叶永盛（台北真理堂全职同工）

20世纪初，亚洲教会人口约有两千万；但在九亿亚洲人口当中，这仍如沧海一粟（2%）；而且还是宗派林立，更如一盘散沙。然而，历史证明他们似乎不是沙，而是“地上的盐”，哪怕只有一点点也足以让人口味转换一新。

东方兴起，西方式微
20世纪的前五十年，那些被过分自信的人称为“基督教世界”的国家、曾向全球派遣宣教士的“基督教民族”竟然在两次大战中自相残杀，以致生灵涂炭。这些地区的先进神学家们更攻击基督教世界的宣教事业，把看重传福音引人归主视为一种心胸狭隘的行为，目的是逃避一个更远大的呼召，即透过“生活和服务人类”来达致“世界文明大同的预备工作”。
以上种种原因都是西方“旧基督教世界”衰退的预兆，然而西方宣教士19世纪时在亚洲所埋下的伏笔，最后却使得二十世纪亚洲这个“宣教工场”的基督徒人数超过“宣教基地”，甚至还开始对“宣教工场”差派宣教士！这个伏笔就是“三自”（自养、自治、自传）宣教政策，因为没有本土教会的领袖，就没有本土教会；所以本土的工人乃是宣教差会所有长远事工的中心（这里所谓的“三自策略”应跟现在中国官方控管的“三自教会”有所区分，后者受制于政府，但前者是要教会摆脱对差会的倚赖而独立长大)。
果然，亚洲信徒领袖脱离了差会的襁褓，把信心从差会转向上帝后，其信仰爆发力就彰显出来：一位缅甸克伦族的浸信会执事，面对部落遭遇飢荒只能吃老鼠度日（他们之前恨不得毒死这些稻米小偷），在差会即将离开这个部落往克钦族村落宣教时，竟然给宣教团送上五美元的奉献，支持克钦族的宣教；宣教团不肯接受，但那位执事却摇着头说：“我们还可以吃老鼠过活，但克钦族没有福音就不能生存下去。”如今这两族都是缅甸主要的基督徒民族。

风起云涌的亚洲教会
根据美国宾州大学教授菲立浦●詹金斯（Philip Jenkins）《下一个基督王国》(台北立绪，2003初版)一书引述：“欧洲正处于耶稣时代，一个反建制的时代，人们普遍对被财富、资产、特权压得寸步难移的僵化宗教组织新生不满；亚洲则是处于保罗时代，正要把教会栽种在一片处女地。”中国应是基督徒人口成长最迅速的地区，虽官方显示仅两千万（约佔人口1.6%），但这只是官方有注册的教会人数，实际上基督徒人口可能多达一亿（约8%）。
在同样政治环境严苛的越南，官方统计基督徒人数也佔全国八千万人口中的9%，但实际上应该更多。在其他东南亚国家如印尼、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华裔基督徒人口也迅速成长，特别在印尼华人与基督教常常被视为息息相关，以致发生排华事件时，华人商店及基督教堂当会双双被攻击。
南韩的基督教也蓬勃发展，其长老会的人数是美国的两倍；而五旬节派的纯福音教会则被金氏纪录列为世界最大的单一教会，会友多达七十五万。
根据菲立浦●詹金斯教授的看法，亚洲教会发展迅速的原因之一是现代化及都市化的结果。在一个工业化的荒凉社会里，新兴教会提供信徒物质、人力上的帮助，还有精神安慰及抒发情感的管道，打破种族、性别之间的隔阂，满足了许多社会需要，正如第三、四世纪基督教在罗马帝国发挥的影响力：“基督教的吸引力仍然来自她基进的团体意识——因为它可以让人感受到自己像是从一个广大冷漠的世界掉进一个微型世界，在这里需要和关系都是明确的。”
此外，有别于欧洲旧教会，亚洲教会（还有非洲、拉美的教会）也极强调上帝超自然地介入生活，医治释放和神迹奇事都是可以预期的，祷告也是值得期待的，这些都有助信徒保持一个活泼的信心；另一方面，有些亚洲教会也因着参与人权等正义运动而赢得人心，如：菲律宾天主教会活跃于社会公义事业、韩国神职人员愿意为人权及国家独立大业牺牲。以上种种原因都是教会最终能扎根人心，以致在亚洲开花结果之故。

大地回春？
20世纪末，亚洲教会人口约有三亿，在四十四亿亚洲人口中仅佔约7%，百年来人数微增，但仍持续可以发挥“地上的盐”之功效，尤其未来都市化人口激增。根据联合国统计，到主后2050年全世界将有近70%（约五十亿人口）住在城市，未来世界十大千万人口都会区中有七个都坐落在亚洲（东京、孟买、上海、雅加达、喀拉蚩、北京、达卡），涌向城市的人群中不乏平时教会无法接触到的其他宗教信徒，包含佔亚洲人口25%的穆斯林（约九亿人口）。
换言之，未来亚洲教会不仅能继续向欧美等原“宣教基地”输出宣教士，甚至不必飘洋过海，在各大都会即能继续宣教；尤其职场、家庭将是未来重大宣教禾场，因为都会居民花最多时间就是在这两个地方。亚洲教会是否能抓住这契机延续福音火炬？端看教会是否能不断走出盐罐，撒向世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