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你的邻舍:全然信靠神危机就是转机 盼原住民被建立起来
口述/陈俊杰(美里杜当堂主理牧师) 整理/震凌 来自民都鲁民恩堂的陈俊杰牧师,少年献身,现今是美里卫理杜当堂(纯国语堂会)的主理牧师。适逢达雅节临近,藉此机会访问他这些年来服事原住民及参与国语事工的心得点滴。 与“国语”频繁接触 从小在民恩堂长大的我,虽然在过去的教会中未曾接触过任何国语事工;但仔细回想成长的轨迹时,赫然发现上帝早已预备我走上国语事工服事的路向。 自小,由于父母在外工作,我在家里都由KAKAK(印尼女佣或伊班女佣)照顾,也因此开始接触“国语”。毕竟,为了与女佣能沟通(至少肚子饿懂得表达),还是被迫要学习国语。 记得小学六年级,我虽在精英班,但考试成绩一向不理想。记得有回考试结束后,国语老师分考卷时说:“这次班上有人得了一百分”(事实上六年级学生要在国语拿一百分并不是件易事)。当大家都在猜是不是那些名列前茅的学生时,老师却说这是个会让同学们大跌眼镜的人。而我停了之后也一笑置之,毕竟按着我过往的成绩,那得一百分的人不可能是我。可当考卷到手时,我万分震惊,没想到自己竟是得满分的那个人,太令人难以置信了! 上中学后,上帝透过我参与不同团体与职务,与“国语”频繁接触。中一到中二那段期间,在阿姨店里打工,晚上没顾客时就会看电视,那些多是华语片配上国语字幕。中三时,老师甚至问我在哪里补习,国语可以这么好(但其实我没补习)。我想,就在这些潜移默化的过程中,操练我的国语,以致现在可以参与在国语圣工中。这是上帝的工作! 该拿什么见上帝呢? 我小时就立志成为一名律师和政治家,已故全国行动党主席卡巴星(Karpal Singh)是我的偶像,希望自己有朝一日可以像卡巴星一样成为律师,为正义发言,为受冤屈的人伸张正义。但中五那年,印象中是廖玉强牧师带领一批神学生来民恩堂进行“卫神之夜”。那一晚,我本来有补习,可最后却选择了出席“卫神之夜”。当晚有一出戏剧,讲述了一位中五毕业生,梦见许多灵魂的哭喊声,第二天与朋友聊起时,朋友告诉他是上帝在呼召他。可年轻人想着,不如我先念完大学,再进入神学院吧!四年后他毕业了,朋友提醒他要回应呼召,他想着再多读两年硕士吧!后来毕业了,年轻人又觉得父亲辛苦供他读大学,应该回报亲恩,回馈社会。结果进入社会,一打滚就是几十年。最后,他的确飞黄腾达,事业有成,子孙满堂;可拄着拐杖回想一生,想起上帝的呼召时,却骇然发现一只脚已踩入棺木的自己,该拿什么见上帝呢? 那一幕给我带来极大的震撼,我心忖,即使自己真的成为卡巴星那样闻名全国的律师与政治家,那又如何?或许我也同样无脸见上帝。所以当下,我知道那是上帝呼召我。只是当讲员呼召时,我却不敢上前,只是回应上帝说:“好吧,我答应祢,参加明年为期三个月的短宣课程。”基本上,这样的承诺也是种变相的逃避! 当我参加三个月短宣之时,上帝的呼召不断临到我,无论灵修、听道,都觉得上帝在呼唤我,只是我一直不愿意回应(因为我还有律师梦还未达成)。直到三月份的最后一个礼拜,我无奈之余向上帝说:“好吧,我愿意献身,不过再给我两年读完中六,就进入神学院受装备。”可心中挣扎仍挥之不去,某个清晨,我在睡梦中惊醒,突然听见一道声音对我说:“为何要读中六呢(原本读中六是要申请大学法律系)?如果已回应上帝呼召,成为传道人,何必再多耗费两年呢?”我终于降服在上帝面前,马上报名申请神学院六月份的先修班。在我祷告后,诚如卫斯理约翰所说的,心中有股异常的温暖,何其平安,何等平静,数个月来心中的一切挣扎一扫而空。我就这样走上了献身之路。 国语词汇量暴增 其实,进入神学院时,我虽只知道上帝要用我,却不知道祂会在哪一方面用我。然而,即使不清楚未来事奉去向,但我决意好好装备,以便随时让主使用。不过,在接受神学装备时,我全然未曾考虑过国语事工的事奉,毕竟母堂并无国语事工,而自己的服事兴趣多在青少年及宣教布道,对国语事工则全然无感。 不料,我第一次的实习就被派往新福源堂,当时主理林国强牧师表示,所有事工皆有人负责了,唯有国语事工无人负责,问我能不能接下重责。老实说,我有些震撼,毕竟从没想过参与国语事奉;但主理说去,我就去吧! 2004年6月,我被安排到国语事工实习,并负责其中一班最糟糕、最调皮的学生。但教导过程中,我发现他们虽顽皮却尊重牧者,不但听话,也愿受栽培,我更进入他们当中作家访。半年后,我成为一年级学生,被派往锡安堂实习;但每周日晚上,我依然固定地回到新福源堂(即使不再是我实习的教会),主动帮忙(因为看到此事工缺乏人手,无人参与),直到二年级时。 一般上,年底实习期间,一年级生都会被差回母堂实习,唯独我例外,而再次被派往新福源堂。虽然心中有些不愿,但我与当时国语牧者Pastor Rohana配搭,并在那一个月半里天天说国语,使我的国语词汇量暴增;何况还有Pastor Rohana可以请教,是多么有福啊。 二年级时,我被派往板厂实习,同样接触国语事工,带领了一整年的国语聚会。在上帝的恩待与赐福下,板厂聚会由原本的4人增至40人;当我看见的上帝祝福,心中隐隐觉得祂要在此事工上用我。但当时的我既不确定,又不太愿意。那时,刘会先牧师常来“挑战”我说:国语事工很需要牧者;而我每一次都只是应付地说:“祷告吧,看上帝如何安排!” 在神学院的四年,我更有许多协助翻译成国语的机会;然而,那时的我并不晓得,这些机会其实是“牵引”我日后加入国语事工服事行列的“契机”。还记得,毕业后第一个服事工场是在常青木山,那里大部份会友、工人都是原住民,聚会也多以国语方式进行。 到了第三年,我被派往美里感恩堂,该堂有长屋国语事工,同样由我负责。当我看到长屋事工由几个人成长至几十人,就发现:为什么上帝在国语事工上,格外赐福我手所做的工?!到了年尾,我在求进成为游行传道时,面试牧者都问我:你的国语能力如何?我知道这问题背后的“涵意”,可又不能说谎,只好回应说:我是会,但不是很会!其实,我心里暗暗希望,不要派我去负责国语事工。 结果,那一年委任,我被派去古晋晋光堂全权全时间负责国语事工。我就此觉得“一入此(国语事工)门,没有退路”了!果不其然,至今已是我全时间负责国语事工牧养的第9年。 但是,感谢上主,一路来从开始时的不情愿,心中多少挣扎与抗拒;到数年下来,亲眼见证上帝在国语事工的奇妙工作,以致我不能再抗拒祂,反倒甘心顺服,与祂同工。 危机就是转机 牧养国语教会多年,发现挑战确实不小,主要是因为原住民生活习惯常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除偶而农作,大部份时间都在长屋大厅吃吃喝喝,休闲休息,也较缺乏积极性。因此,刚开始牧养他们时(无论是晋光堂或杜当堂)颇感吃力,常常就像One Man Show,凡是都要亲力亲为。 记得第一年的牧养,厚厚一叠报告书需要牧者自己全数完成,会友全然不懂得如何写计划书;牧者也成了“一言堂”,一手主导,一手包办,执事领袖只会说:“boleh,boleh!Yes,yes!”。因此,牧者得包山包海(包括当福音车驾驶员),什么都做。然而,感谢上帝的带领,到了第二、第三年时,在栽培训练之后,执事领袖们逐渐被建立;也才发现,原来他们不是不愿意,只是未曾被教导当如何做。 虽然一开始栽培会让他们稍有排斥(毕竟过去太安逸,什么都不用做),也有些不情愿,但后来发现他们其实能力很好,也渐渐能接纳。基本上,到了第三年时,牧者工作已较轻省,团队也多被建立,愿意分配工作,参与带领等。 其实,华语堂会的成长何尝不是如此?当我们回顾历史,在上世纪初,无论黄乃裳港主或是富雅各宣教士建立教会之初,也是困难重重。许多时候,教会缺乏经费建学校,建医院,建教堂,多是依赖外国教会的奉献,才协助教会发展。直到1974年,砂拉越所有宣教士被下令撤离后,吾会才开始经济独立,自供自养。 因此,我发现国语教会面临最大的问题主要还是因为“经济的缺乏”(与吾会早期的情况甚为相似)。当然,我们无法期待他们一下子转变,毕竟成长需要时间,无法一蹴而就。但是,我在这显为弱势的教会中事奉,反而看见上帝异常多的工作——每当我们缺乏时,上帝就为我们开一条出路,让我们学习:独立与成长。 对我而言,教会的危机有时其实是转机,特别去年年底,纯国语教会的杜当堂(会友只有2名华人,其余皆为原住民),财政支出与事工费用是三十万令吉左右;可一年的奉献只有两万令吉(不到10%)。还记得去年九月底,当我们要交十项捐、四项捐给年会时,户口只有一万令吉左右,根本是阮囊羞涩,缴不出钱来,对我们来说是个危机。直到最后一天(9月30日)才有奉献进来,并刚好足够缴纳给年会。 所以,我藉此勉励会友不要倚赖外来奉献,要学习自立更生,要自己多多奉献,建立主的教会;因为这是我们的教会,我们的家! 故此,我们除了不断教导,更在今年推出“信心认献”运动。杜当堂鼓励一百名会友每月奉献一百令吉;如果有百名会友参与,那一个月就有一万,一年就有十二万;相较去年的两万令吉奉献,是很大的进步。 感谢主,至今已有61位会友参与,教会每月奉献从过去的一千令吉,今已提升至六千令吉左右。在短短几个月内,这是个跨度相当大的进步;因此,我相信危机就是转机! 所以,看到危机,切莫退缩,反倒要前进──不要“知难而退”,倒要“知难而进”。感谢上帝藉此让我经历祂的大能力在我们心中动工,以致我们所成就的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以弗所书三20-21)。 放慢脚步,建立团体 对我而言,在国语教会中牧养最大的学习与得着是:放慢脚步,建立团体。 … Read Mo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