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砂拉越历史最悠久的基督教会――圣公会――由该会许统民牧师主讲最后一讲“圣公会在砂拉越的历史与其发展”，介绍圣公会在砂拉越172年的故事。 许统民牧师从三个段落阐述圣公会的故事：（一）布洛克的邀请；（二）先贤们的异象；（三）今天的圣公会。 （一）布洛克的邀请 十九世纪中叶，受到当时布洛克王朝拉惹詹姆士的邀请，一名年仅卅岁的专业医生牧师多玛法兰西麦陀尔（Thomas Francis McDougall）和他的太太海丽特（Harriette），毅然狠下心留下他们仅仅两岁大的长子Charles，只携带着第二名幼儿及另外一名传教士，经过六个月的航程，从英国经过新加坡风尘仆仆地抵达婆罗洲岛西北端的一个小镇——古晋。靠岸的这一天是1848年6月29日，正是教会年历的一个圣日——圣彼得日。 尽管呈献在眼前的景象是一片的混乱和陌生、难以适应的天气、文化和语言，再加上对家乡和家人的思念等等精神折磨，麦陀尔夫妇片刻不浪费就走入人群当中。“以人为本”是他们宣教和服事的目标和动力。很快的，麦陀尔夫妇就在砂拉越河畔的一间小屋（现在的前大法院地址）开始了他们的宣教、医疗和教育服务的工作——身、心、灵全人的眷顾。婆罗洲的圣公会就在这卑微处境下慢慢地成长了。 麦陀尔采取传福音的方式被称为“教育性宣教”（Educational Mission）。当年拉惹詹姆士希望通过宣教能够开化本地的群体，带来社会的安宁和平稳。从政治家的角度来看，这是无可厚非的。麦陀尔夫妇却拥有更高层次的使命，希望福音能够带来的不单是灵魂的得救，亦是关怀社会及提供教育的管道。他们在还没适应本土生活作息之际，就立刻就投入他们的工作。 当时的古晋市镇只是以马来民族居多的小渔村。麦陀尔迅速以他的专业设立了医护所并提供药物造福本地的居民；他的太太则开办了学校提供教育机会给孩子们。他们谦卑友善及诚信的态度很快就跟本地居民建立良好关系，尤其是与当时颇为年轻的马来市长，更是交情匪浅。这名马来市长甚至一度空出他住宅的一部份，充作学校用途，直到圣公会宣教所（Mission House）的建立。这就是砂拉越的第一所学校，圣多玛男子及后来圣玛丽女子学校的前身。 麦陀尔夫妇在砂拉越服事了超过20之久，他们把人生最好的时光都用在砂拉越的这片土地上，任劳任怨地服事，以“呕心沥血”来描述并不为过。他们在砂拉越所生育的五个孩子，一个接一个的在幼年及未成年就染疾而终。他们曾经经历在一年半的时间内，失去三个孩子。他们留着英国的长子，也在九岁的时候，在没有父母亲的陪伴下，离开人间。麦陀尔医生一生医治好也抢救了无数人的生命，其中绝大多数更是陌生人，却无法照顾好自己亲身骨肉。其太太在写给他们的长子的来往信件中，深深流露出他们内心的那份无法疗愈的伤痛和挣扎。海丽特在信中如此提到：“所有的花朵都在我们的旅途中谢去了”(the flowers all died along our way)。最后，因着麦陀尔健康的问题日渐严重，两人才带着极不愿意的心情返回阔别许久的故乡。当时他们的人生已经过了半百。 麦陀尔牧师亦在1856年被祝圣为砂拉越的第一位会督；而在古晋市中心，圣公会有一块被政府征用作道路使用的地段，该道路就以麦陀尔来命名。 当时的布洛克王朝对刚开始的圣公会以及麦陀尔的事工给予多方面便利和帮助。首先，拉惹詹姆士就慷慨拨出古晋市镇中心的一座山丘，立为圣公会的第一所教堂。教堂所处的这座山丘正是跟砂拉越河的另一边的山丘，拉惹的皇宫是遥遥相对的。这正是拉惹詹姆士刻意的安排，古晋市的两个重要的显著地点，皆由政治及宗教所拥有。这所教堂被命名圣多玛，缘由当时的婆罗洲及星马的这一区域乃是由环球圣公会的印度教省所管辖，而使徒多玛亦是教会历史传统中，第一个到印度并且在那里殉道的使徒。1856年，随着麦陀尔被祝圣为砂拉越的会督，这所教堂被升格为“圣多玛座堂”。 （二）先贤们的撒种 前言提到，当时的拉惹詹姆士认为宣教是一种开化本地文明落后的土著的管道；土著宣教就成为他的治理砂拉越的重要议题。纵使麦陀尔这方面与拉惹持有稍微不同的诠释及重点，他仍然乘搭这辆政治列车到无数的地方去接触这群还在猎人头的民族。每当拉者平息任何地方发生的种族民事或社会纠纷，抑或打败当时出现的许多河流海盗并占领他们的基地时，麦陀尔也跟着把福音和他的影响力带到该地。其中一个重要的据点就是在现在木中省Skrang的那一带。 随着开发更多的宣教工场，麦陀尔亦向英国母会要求更多的资源，特别是宣教士方面的协助。当然在回顾教会历史时，难免我们会把重点放在一些会督及牧者的事工上，因为他们既是教会的领袖，也是受过正规训练的牧者。然而，真正能够站在同一层面与当地的人沟通和传达信息的则是一些本地栽培的教理老师(catechists)及忠心的平信徒。这些被称为“tuans”受人崇敬的外人，到底有几个能够真正有效的传递福音，不免令人感到质疑。许多时候，是那些为“tuans”扛送行李及打点他们衣食住行的仆人，他们把所听到并接受的福音跟同侪们传讲。 有的则是因为接受了“tuans”的信仰所赋予的新身份和地位感到无比兴奋，而把福音带回到自己的“甘榜”和“长屋”。是这一群人既拥有福音也把福音带到人群当中；就像使徒行传所记载的，福音在砂拉越的广传乃是靠着教会的宣教及信徒的宣讲，双管齐下始得果效。圣公会的宣教就是如此发展下去。 早期的圣公会宣教扩展据点有5处： 1.从Banting开始接触砂拉越第二省份的伊班（Iban）原住民 早期的宣教士认为Skrang是不安全的地方，开始把焦点转移Banting。1858建立了Banting教会后，也开始在这里积极训练伊班教理教师（Catechists），并差派他们到伊班原住民的长屋去服事。当地也教会开始了一所学校和一间医药分配所。曾经一度（有廿年之久），在没有牧师及宣教士的情况下，这里的宣教和牧养事工只靠着教理教师来维持。如前言所提，本土的领袖在圣公会教会的发展史当中，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 2.到伦乐县范围 麦陀尔于1851年第一次抵达伦乐并在4年后建立了教堂。被差派到当地的宣教士随即开始把基督教的教义及礼文翻译为马来文。因着当地掺杂着许多原住民方言，马来文成为了教会崇拜及教导的媒介语言。 3.从Merdang开始古晋郊区地带 教会以这里为基地并开始向诗巫瑶、砂督及三马拉汉一带传福音，1862年第一次举行洗礼。靠着畜牧及农业，Merdang的教会以自顾自给的方式开始了一所学校，吸引远自砂拉卓的孩子来就读。随着宣教事工的扩展，许多教堂及学校也陆陆续续被建立。 4.从Kuap开始接触毕达友（Bidayuh）原住民 1856年，当麦陀尔第一次陪伴拉惹詹姆士到Kuap的时候，就发现当地的人对福音及基督教信仰有着非常积极的反应。次年，就有超过40个家庭接受教理的课程。这里主要是毕达友的原住民，宣教士很快就着手编写毕达友的字典。三年后，学校也开始了。这里的信徒喜爱唱歌，并拥有唱分部的天赋；因此，来到今天，该地的诗班仍然保持非常高的水准，是砂拉越圣公会最优良的诗班之一。 5.到诗巫、民都鲁、美里、林梦和汶莱 1869年，圣公会随着当时拉惹的游艇，第一次进入拉让江地带并在诗巫为信徒家庭成员洗礼。1901年，宣教士到诗巫探望一批刚抵达福州籍信徒；他们是在中国透过英国差传会信主之后来砂拉越谋生。原本借此机会继续在诗巫扩张福音事工，圣公会却无数次接到拉惹的严厉指示，只能把事工局限在砂拉越第一及第二省份。拉让江一带的宣教则由卫理公会及天主教来负责。 1928年开始，到诗巫工作的圣公会信徒逐渐加增，教会借用该地的法庭为崇拜地点。过后更因为场所的原因，得到卫理公会惠借教堂和神学院作为圣公会的崇拜用途，至到1962年才建立自己的教堂。 1910年，美里发现油井，吸引许多国内外人士到该地寻找生活契机。一间源自欧洲石油公司也派了60名外籍人士前往工作。1914年，圣公会开始在美里的法庭举行崇拜。1922年，首间教堂圣哥伦巴被建立，随即也成立了学校。 从美里开始，福音开始传入民都鲁及林梦，最后进入汶莱。 （三）今天的圣公会 这172年来，圣公会教会见证了来自上帝没有间断的恩典与眷顾。一代接一代，人来又人往，祂的教会建立在祂所立的磐石上，永不动摇。 … Read More

“砂拉越浸信会的历史并不悠久，是从一对来自美国南部浸信会宣教夫妇——Bob（文宝）和Dorothy Evans开始。师母Dorothy Evans来自宣教士世家，而她是第4代宣教士。她在中国桂林出生，生活了8年。由于当时是二战时期，师母也经历了日本人轰炸桂林的时刻。之后，师母一家去了台湾，后回美国读神学，期间，遇到了文宝牧师，自己也成为宣教士。”负责第四讲的方宝宪长老谈及砂拉越浸信会历史时，如是指出。 文宝牧师夫妇在1970年6月28日来到砂拉越古晋。当时浸信会在沙巴已有一些事工。一开始，文宝牧师从美国被差派到东南亚，他以为自己是要向华人传福音，故需要学习中文和马来文。经过两队沙巴宣教士的鼓励，加上自己的祷告，上帝就差派他来古晋，而当时开拓的事工都以英语为主。后来，美南浸信会陆续差派不同宣教士到砂不同地方，其中有哈洛牧师夫妇（Harold & Ann Clark）、卡尔牧师夫妇（Carl & Mary Yarnell）、莫礼士牧师夫妇（Charles & Erica Morris）、尔彬牧师夫妇 （Earl & Sherry Bengs）还有特门牧师夫妇（Thurman & Katie Braughton）等。 文宝牧师在1971年开始建立古晋堂，初始时在青草路聚会所开始家庭聚会、传福音给周边的人，待达到一定人数的时候，就成立一个分堂。后来，古晋堂分出中文堂。中文堂独立之后，即恩典堂，也是砂拉越唯一一间以中文崇拜的浸信教会。然而，最原始的古晋堂如今已改名为第一浸信堂，因为这间是浸信会在砂拉越的第一间教会，搬迁至古晋七哩，原址目前已成为爱加倍堂。在美里则有美里堂，后来改名为碧珊园堂。1987年，浸信会成立了成邦江堂，也在民都鲁成立了加略山堂。 浸信会不用地理命名教堂，主要是因为认为若以地名来命名教堂，假以时日，地名反倒会使事工拓展受到局限。 牧师堂会本土化 以马内利堂一开始只是在一间排屋里聚会。之后，会所是在辉圣花园一间店屋楼上；而以马内利堂也在去年（2019年），成功分堂。 以马内利堂于1975年正式成立，第一任牧师是哈洛牧师（1976年蒙主恩召，葬于卫理公会六哩的墓园，因当时以马内利堂没有自己的墓园，唯有安葬在卫理公会墓园—）。师母在牧师归主后就回到美国。后来她被差派到菲律宾的乡区宣教，最后也安息主怀。师母回天家10年后，她的女儿将她的骨灰带回古晋，让献身于古晋的牧师夫妇长眠在古晋。 后来，以马内利堂跟婆罗洲福音教会（BEM）的Kuching Evangelical Church合买一块地，并申请将土地改为墓园。今天，以马内利堂方有自己的墓园。 第二任牧师是郭越典牧师，忠心服侍至今，也是以马内利堂现任主任牧师。由于受到国家移民政策的影响，所有的宣教士不能留马超过10年；因此80年代后，牧师和堂会都本土化了。 1985年，以马内利堂开始了马来文崇拜，中文崇拜则是在1995年才开始。2011年开始伊班语崇拜。去年在10哩的巴达旺地区（Kota Badawan）购买2间店屋作为伊班长屋事工。同时，计划找一块土地建立以马内利堂的新会所。 70年代，以马内利堂在社团注册法令下注册（第一个注册的就是古晋浸信教会）。同时，美里浸信教会、以马内利浸信会也向这社团注册局申请。每个教会有一个独立的注册，就是在社团注册法令之下，每一个教会成立一个独立且合法的法人。纵然在10年间不断的申请，却都得不到批准，因为当局知道圣工会、罗马大公教会、卫理公会都有体制，即各个分堂不需独立注册，仅需母会注册。所以，社团注册局要求浸信会也沿用同样的体制，即所有分堂不需要个别在社团法令下登记，只要成为一个总会，在总会下成为分会。 当时的浸信会教会是不愿意的，因为浸信会的宗旨是：自传、自养、自立，所以认为每个教会都要自己独立。但由于法令不允许他们这样行，于是当时所有堂会领袖聚起来开会，最终同意使用这样的方法，使所有堂会成为一个合法的社团。因此，古晋浸信教会的注册就被改作“砂拉越浸信教会”。从此，“砂拉越浸信教会”成为砂拉越独一无二法令里最新的成员之一。在这个法令的保护下，浸信教会就有一个合法的地位，现已把名下的产业登记在MSO（Missionary Society ordinance) 之下。 其实，当时浸信教会非常不情愿，因为浸信会的教导一向是：自传、自养、自立，而且每个信徒都是祭师的身份；但现如今有了个总会，要怎么处理真的需要极大的智慧（求上帝带领，且需每个堂会的领袖愿意）。在这情况下，总会将持有所有分会的产业，也就是说无论分会购买任何一产业，必须要归在砂拉越总会的名下。有的会友就不明白或不情愿，他们反而更愿意在社团法令下自己拥有，或在公司和慈善法令下注册一个合法的机构。 支持乡村的事工 1987年，总会成立了一个宣教部，主要因为上帝在斯里阿曼、英吉利里兴起了一群伊班族年轻人，他们要把福音传回自己的长屋。1988年，有唯一一名伊班主任宣教士（本身是律师，他暂停自己的律师事务所，献身当了第一届的宣教士）。当时候内陆交通是非常落后的，宣教士们一天要走9个小时，跨过6条河才能到长屋。感恩的是，上帝兴起一群年轻的伊班人愿意回长屋传福音给自己的长辈。如今，砂拉越浸信会的资源主要都是用来支持乡村的事工。 砂拉越总共有5000多座长屋，很多地方交通不便。为了帮助原住民，砂拉越浸信教会也开始一些扶贫的计划，如做了6-8个迷你水力电（Micro … Read More

“砂拉越浸信会的历史并不悠久，是从一对来自美国南部浸信会宣教夫妇——Bob（文宝）和Dorothy Evans开始。师母Dorothy Evans来自宣教士世家，而她是第4代宣教士。她在中国桂林出生，生活了8年。由于当时是二战时期，师母也经历了日本人轰炸桂林的时刻。之后，师母一家去了台湾，后回美国读神学，期间，遇到了文宝牧师，自己也成为宣教士。”负责第四讲的方宝宪长老谈及砂拉越浸信会历史时，如是指出。 文宝牧师夫妇在1970年6月28日来到砂拉越古晋。当时浸信会在沙巴已有一些事工。一开始，文宝牧师从美国被差派到东南亚，他以为自己是要向华人传福音，故需要学习中文和马来文。经过两队沙巴宣教士的鼓励，加上自己的祷告，上帝就差派他来古晋，而当时开拓的事工都以英语为主。后来，美南浸信会陆续差派不同宣教士到砂不同地方，其中有哈洛牧师夫妇（Harold & Ann Clark）、卡尔牧师夫妇（Carl & Mary Yarnell）、莫礼士牧师夫妇（Charles & Erica Morris）、尔彬牧师夫妇 （Earl & Sherry Bengs）还有特门牧师夫妇（Thurman & Katie Braughton）等。 文宝牧师在1971年开始建立古晋堂，初始时在青草路聚会所开始家庭聚会、传福音给周边的人，待达到一定人数的时候，就成立一个分堂。后来，古晋堂分出中文堂。中文堂独立之后，即恩典堂，也是砂拉越唯一一间以中文崇拜的浸信教会。然而，最原始的古晋堂如今已改名为第一浸信堂，因为这间是浸信会在砂拉越的第一间教会，搬迁至古晋七哩，原址目前已成为爱加倍堂。在美里则有美里堂，后来改名为碧珊园堂。1987年，浸信会成立了成邦江堂，也在民都鲁成立了加略山堂。 浸信会不用地理命名教堂，主要是因为认为若以地名来命名教堂，假以时日，地名反倒会使事工拓展受到局限。 牧师堂会本土化 以马内利堂一开始只是在一间排屋里聚会。之后，会所是在辉圣花园一间店屋楼上；而以马内利堂也在去年（2019年），成功分堂。 以马内利堂于1975年正式成立，第一任牧师是哈洛牧师（1976年蒙主恩召，葬于卫理公会六哩的墓园，因当时以马内利堂没有自己的墓园，唯有安葬在卫理公会墓园—）。师母在牧师归主后就回到美国。后来她被差派到菲律宾的乡区宣教，最后也安息主怀。师母回天家10年后，她的女儿将她的骨灰带回古晋，让献身于古晋的牧师夫妇长眠在古晋。 后来，以马内利堂跟婆罗洲福音教会（BEM）的Kuching Evangelical Church合买一块地，并申请将土地改为墓园。今天，以马内利堂方有自己的墓园。 第二任牧师是郭越典牧师，忠心服侍至今，也是以马内利堂现任主任牧师。由于受到国家移民政策的影响，所有的宣教士不能留马超过10年；因此80年代后，牧师和堂会都本土化了。 1985年，以马内利堂开始了马来文崇拜，中文崇拜则是在1995年才开始。2011年开始伊班语崇拜。去年在10哩的巴达旺地区（Kota Badawan）购买2间店屋作为伊班长屋事工。同时，计划找一块土地建立以马内利堂的新会所。 70年代，以马内利堂在社团注册法令下注册（第一个注册的就是古晋浸信教会）。同时，美里浸信教会、以马内利浸信会也向这社团注册局申请。每个教会有一个独立的注册，就是在社团注册法令之下，每一个教会成立一个独立且合法的法人。纵然在10年间不断的申请，却都得不到批准，因为当局知道圣工会、罗马大公教会、卫理公会都有体制，即各个分堂不需独立注册，仅需母会注册。所以，社团注册局要求浸信会也沿用同样的体制，即所有分堂不需要个别在社团法令下登记，只要成为一个总会，在总会下成为分会。 当时的浸信会教会是不愿意的，因为浸信会的宗旨是：自传、自养、自立，所以认为每个教会都要自己独立。但由于法令不允许他们这样行，于是当时所有堂会领袖聚起来开会，最终同意使用这样的方法，使所有堂会成为一个合法的社团。因此，古晋浸信教会的注册就被改作“砂拉越浸信教会”。从此，“砂拉越浸信教会”成为砂拉越独一无二法令里最新的成员之一。在这个法令的保护下，浸信教会就有一个合法的地位，现已把名下的产业登记在MSO（Missionary Society ordinance) 之下。 其实，当时浸信教会非常不情愿，因为浸信会的教导一向是：自传、自养、自立，而且每个信徒都是祭师的身份；但现如今有了个总会，要怎么处理真的需要极大的智慧（求上帝带领，且需每个堂会的领袖愿意）。在这情况下，总会将持有所有分会的产业，也就是说无论分会购买任何一产业，必须要归在砂拉越总会的名下。有的会友就不明白或不情愿，他们反而更愿意在社团法令下自己拥有，或在公司和慈善法令下注册一个合法的机构。 支持乡村的事工 1987年，总会成立了一个宣教部，主要因为上帝在斯里阿曼、英吉利里兴起了一群伊班族年轻人，他们要把福音传回自己的长屋。1988年，有唯一一名伊班主任宣教士（本身是律师，他暂停自己的律师事务所，献身当了第一届的宣教士）。当时候内陆交通是非常落后的，宣教士们一天要走9个小时，跨过6条河才能到长屋。感恩的是，上帝兴起一群年轻的伊班人愿意回长屋传福音给自己的长辈。如今，砂拉越浸信会的资源主要都是用来支持乡村的事工。 砂拉越总共有5000多座长屋，很多地方交通不便。为了帮助原住民，砂拉越浸信教会也开始一些扶贫的计划，如做了6-8个迷你水力电（Micro … Read More

婆罗洲基督教会向政府注册的名字是“BEM”（Borneo Evangelical Mission），为人熟悉的称呼“SIB”指的是Sidang（堂会）、Injil（福音）、Borneo（婆罗洲）；而如今则继续沿用“BEM”。 搭轮船航向陌生目的地 这一讲的主讲人邱联德牧师谈到BEM的缘起，他表示要从三个“洋人”翻动婆罗洲蛮荒开始说起。这三人于1928年搭乘纽比号轮船来到婆罗洲：第一位是宋德生（Hudson Southwell），出生于1900年5月2日，死于1996年。他毕业于澳洲墨尔本大学的理学系，属浸信会会友，17岁时立志委身于宣教，曾探险非洲、西玛拉雅山、西藏等。第二位是载法兰（Frank Davidson），出生于英国，16岁与父母移民到澳洲，亦毕业于澳洲墨尔本大学，属弟兄会会友。第三位则是陶克理（Carry Tolley），出生于澳洲，同样毕业于澳洲墨尔本大学，属圣公会会友，是一个常祷告的人。虽然他们来自不同教派，但他们有同样的看见，就是献身为主宣教。 一开始，他们并不知道该去哪里宣教，所以就聚在墨尔本大学，拿着地图祷告。于是，他们便看到婆罗洲，他们知道上帝爱婆罗洲，便向在婆罗洲做生意的商人打听。 1928年8月31日，澳洲墨尔本成立新差会，名为“婆罗洲宣道会”（Borneo Evangelical Mission，简称“BEM”）。同年9月1日，新差会在墨尔本大学正式举行开幕礼。同年10月5日，他们三人在一位曾在婆罗洲经商7年的商人陪伴下，离开熟悉的家园，搭轮船航向陌生目的地——婆罗洲。11月12日，他们进入砂拉越河，抵达古晋。原本计划在古晋登陆，但当时英国殖民地政府不许他们登陆。在船上等了一个月后，政府只批准两个地点供他们选择：民都鲁或林梦。无论是民都鲁还是林梦，相比古晋都属较为内陆的地点，这无疑增加他们的挑战。 后来，他们决定第一站宣教地为北砂林梦上游一带，而这一带非常蛮荒，居住着摩禄人、弄巴弯人、伊班人、加拉必人、本南人、肯雅人、比沙业人等，这些部族都是他们三人要接触、服事的族群。浓密雨林依然挡不了福音穿透力，吸引一波一波的群体悔改。 研读当初的抄本圣经 砂拉越的主要种族是伊班（Iban）、华人（Cina）、马来人 （Malay）、卡达央（Kadayan）、马兰诺（Melanau）、比达友（Bidayuh）加央（Kayan）、肯雅（Kenyah）、卡章（Kajang）、本南（Penan）。其他少数民族包括：澈博（Chebop）、伯拉湾（Berawan）、加拉毕（Kelabit）、伦巴旺（LunBawang）、达卡（Tagal）、达本（Tabun）、乌吉（Ukit）、美马罗（Memaloh）、沙班（Saban）、比沙雅（Bisaya）、利宋（Lisum）、达岛（Tatau）、西汉（Sihan）、特林（Tring）、拉吉布（Lakiput）、勒姆（Remun）、巴克潭（Baketan）。 邱联德牧师，表示（BEM）SIB教会弟兄姐妹来自不同种族，彼此之间依然有隔阂，因而形成多个小群体。除了华人、伊班、马来人、马兰诺、卡达央及比达友，其余民族皆统称为“内陆民族”或“乌鲁人”（Orang Ulu）。 在（BEM）SIB历史当中，最大的复兴群体是弄巴弯人。根据砂拉越政府公报记录，弄巴弯人在一年365天当中有100天是喝醉酒的，甚至在某个回忆录里记载他们一年有364天都是喝醉的。换句话说，弄巴弯人（尤其是男人）都把酒当水喝。可见， 这民族面临“死亡”。 1933年6月，这三位宣教士来到大佬山河上段支流克拉兰河传讲耶稣时，不只是一、两个人，而是一村又一村地表示愿意跟随耶稣。同年8月，当宋德生再访大佬山时，估计有2000弄巴弯人愿意成为基督徒。1938年，弄巴弯人健康儆醒，长屋变得干净美丽，这改变让政府感到惊讶。于是，拉者在1940年亲自探访，见证了三位宣教士引领弄巴弯人的复兴。 另外，加拉必人羡慕归主。当时他们需要有自己语言的圣经，所以开始翻译部分圣经。他们会在长屋或小学中教导年青一代读圣经。每个星期也会进行主日敬拜聚会。 还有另一个族群是加央人。他们原本崇拜精灵，但福音的到来使他们得到自由的呼吸，充满喜乐。除此之外，由于肯雅人的风俗习惯和精灵崇拜（邪灵或黑暗力量）使他们受到捆绑，不能走动、跳动；后来，他们因耶稣的福音传入部落而“跳跃”起来。 1937年，宋德生进入沙巴内陆传福音。他向杜顺人传福音，同时也在拉脑设立一间小小圣经学校。他认为如果没有圣经学校的教导，那么当地信徒的属灵生命绝对不会成长，所以他很看重这间圣经学校。他鼓励凡是会识字的人都参加圣经学校，参与为期一年的必要课程。 1941年，世界第二次大战开始，日本人入侵婆罗洲。内陆各地区教会都派代表来到载法兰宣教士所设立的学校，接受培训；更将载法兰宣教士翻译的路加福音抄录一份带回去各教会。 1942年，日本下令所有西方宣教士要投降。于是，全部的（BEM）SIB宣教士在10月向日本军投降。宣教士们被拘留在古晋，直到1945年9月才获得释放。因此，1942年至1945年是在无宣教士牧养时期；而信徒们在各自的地区教会中只能研读当初那抄本圣经。 虽然战后物质状况是荒芜黑暗的，但福音前途并不然。1946年9月，宋德生回到小镇老越，那里己有200多人在一起敬拜主。虽然在战时所建的教堂己成残骸，但在试炼中归信耶稣的信徒领袖到处旅行，在各处村庄布道，述说他们所知道的《路加福音》给乌鲁人听。同时，他们也在没有神学老师的教导下成立了领袖训练班，让下一代人还可以讲解手抄本圣经。 预备交棒和接棒 1950年，一间多元种族教会将要诞生；而婆罗洲福音差会则朝向具体撤退的可能。经过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宣教士知道自己留在婆罗洲的时日不长，所以就有了10年计划，就是宣教士的拓荒工作旨在搭起坚固的“鹰架”后,将交由本地教会接续外展与建立教会。这年8月，工场大会召开，定下15年的目标计划，要完成新约圣经翻译。首先，也必须建立一间有足够的基础和教导的主导教会好预备交棒和接棒。工场上也进行更多密集的训练和教导工作，其中字义上的翻译不可有任何错误。由于人手不足，他们就向上帝求12位新宣教士加入这个计划。后来有12位宣教士加入了这计划。 1952年9月，13位本地牧者和宣教士在老越召开第一次牧者大会。上帝的灵在他们当中运行，使那次牧者聚会成为一个发展超越原族民部落的SIB（BEM）教会胚胎。此后，本地牧者开始每年聚集一次开会。 1954年12月，一个代表性团体成立，以处理教会的行政事务。这团体由六个不同部落民族所组成，他们是弄巴弯人、加央人、加拉必人、肯雅人、杜顺人和达卡人。这是历史中冲破族群之间隔阂的一刻。 1955年，超过90位牧者和他们的师母参加牧者大会。其中，小群体比沙亚人教会也派代表出席。到了1956年，牧者大会选出了大会主席，由符勒卡担任并主持所有的会议。乌丹则为第一任文书。 1959年，成熟时机终於来到了。当时的教会领袖草拟了新教会的章程（因为15年计划已一步一步地成熟）。后来，新教会诞生，取名为“Sidang Injil Borneo”，也就是婆罗洲福音会；主席是符勒卡，副主席是贝西加，而文书是亚加拉西。 宣教士撤离后，SIB就自立自养自传。 因三个不同宗派，不同国家的基督徒青年，为福音而毫无保留，视死如归奉献给蛮荒的婆罗洲。在原始的热带雨林以及黑暗笼罩、迷信、精灵崇拜、醉酒和猎人头、没有文字、未开发的原住民部落中建立了BEM教会。 今天 SIB（BEM）由内陆导向转向城市再出发的教会。由于伐木或油棕园发展，很多内陆甘榜已消失，成为历史的记忆。如今，很多从内陆来到城市的原住民，不管是年轻还是年长的一代都无法说出耶稣是谁，真的很可悲。于是，古晋真道堂华文部尝试让年轻一代，尤其是原住民，再一次确认自己的信仰。 SIB砂拉越年议会的总部在美里，有23个教区，大概有600间堂会（包括自立堂会和布道站），会众约10万人左右。全时间牧者有400位，其中弄巴弯人占了半数。圣经学校有5间，分别在老越、巴卡拉兰、布拉甲、弄拉玛和美里（4年制）。目前差派出去国外的宣教士有15位宣教士，分别在菲律宾、泰国、越南、尼日尔、新畿内亚和柬埔寨（SIB还是比较注重本地的宣教工作）。 … Read More

婆罗洲基督教会向政府注册的名字是“BEM”（Borneo Evangelical Mission），为人熟悉的称呼“SIB”指的是Sidang（堂会）、Injil（福音）、Borneo（婆罗洲）；而如今则继续沿用“BEM”。 搭轮船航向陌生目的地 这一讲的主讲人邱联德牧师谈到BEM的缘起，他表示要从三个“洋人”翻动婆罗洲蛮荒开始说起。这三人于1928年搭乘纽比号轮船来到婆罗洲：第一位是宋德生（Hudson Southwell），出生于1900年5月2日，死于1996年。他毕业于澳洲墨尔本大学的理学系，属浸信会会友，17岁时立志委身于宣教，曾探险非洲、西玛拉雅山、西藏等。第二位是载法兰（Frank Davidson），出生于英国，16岁与父母移民到澳洲，亦毕业于澳洲墨尔本大学，属弟兄会会友。第三位则是陶克理（Carry Tolley），出生于澳洲，同样毕业于澳洲墨尔本大学，属圣公会会友，是一个常祷告的人。虽然他们来自不同教派，但他们有同样的看见，就是献身为主宣教。 一开始，他们并不知道该去哪里宣教，所以就聚在墨尔本大学，拿着地图祷告。于是，他们便看到婆罗洲，他们知道上帝爱婆罗洲，便向在婆罗洲做生意的商人打听。 1928年8月31日，澳洲墨尔本成立新差会，名为“婆罗洲宣道会”（Borneo Evangelical Mission，简称“BEM”）。同年9月1日，新差会在墨尔本大学正式举行开幕礼。同年10月5日，他们三人在一位曾在婆罗洲经商7年的商人陪伴下，离开熟悉的家园，搭轮船航向陌生目的地——婆罗洲。11月12日，他们进入砂拉越河，抵达古晋。原本计划在古晋登陆，但当时英国殖民地政府不许他们登陆。在船上等了一个月后，政府只批准两个地点供他们选择：民都鲁或林梦。无论是民都鲁还是林梦，相比古晋都属较为内陆的地点，这无疑增加他们的挑战。 后来，他们决定第一站宣教地为北砂林梦上游一带，而这一带非常蛮荒，居住着摩禄人、弄巴弯人、伊班人、加拉必人、本南人、肯雅人、比沙业人等，这些部族都是他们三人要接触、服事的族群。浓密雨林依然挡不了福音穿透力，吸引一波一波的群体悔改。 研读当初的抄本圣经 砂拉越的主要种族是伊班（Iban）、华人（Cina）、马来人 （Malay）、卡达央（Kadayan）、马兰诺（Melanau）、比达友（Bidayuh）加央（Kayan）、肯雅（Kenyah）、卡章（Kajang）、本南（Penan）。其他少数民族包括：澈博（Chebop）、伯拉湾（Berawan）、加拉毕（Kelabit）、伦巴旺（LunBawang）、达卡（Tagal）、达本（Tabun）、乌吉（Ukit）、美马罗（Memaloh）、沙班（Saban）、比沙雅（Bisaya）、利宋（Lisum）、达岛（Tatau）、西汉（Sihan）、特林（Tring）、拉吉布（Lakiput）、勒姆（Remun）、巴克潭（Baketan）。 邱联德牧师，表示（BEM）SIB教会弟兄姐妹来自不同种族，彼此之间依然有隔阂，因而形成多个小群体。除了华人、伊班、马来人、马兰诺、卡达央及比达友，其余民族皆统称为“内陆民族”或“乌鲁人”（Orang Ulu）。 在（BEM）SIB历史当中，最大的复兴群体是弄巴弯人。根据砂拉越政府公报记录，弄巴弯人在一年365天当中有100天是喝醉酒的，甚至在某个回忆录里记载他们一年有364天都是喝醉的。换句话说，弄巴弯人（尤其是男人）都把酒当水喝。可见， 这民族面临“死亡”。 1933年6月，这三位宣教士来到大佬山河上段支流克拉兰河传讲耶稣时，不只是一、两个人，而是一村又一村地表示愿意跟随耶稣。同年8月，当宋德生再访大佬山时，估计有2000弄巴弯人愿意成为基督徒。1938年，弄巴弯人健康儆醒，长屋变得干净美丽，这改变让政府感到惊讶。于是，拉者在1940年亲自探访，见证了三位宣教士引领弄巴弯人的复兴。 另外，加拉必人羡慕归主。当时他们需要有自己语言的圣经，所以开始翻译部分圣经。他们会在长屋或小学中教导年青一代读圣经。每个星期也会进行主日敬拜聚会。 还有另一个族群是加央人。他们原本崇拜精灵，但福音的到来使他们得到自由的呼吸，充满喜乐。除此之外，由于肯雅人的风俗习惯和精灵崇拜（邪灵或黑暗力量）使他们受到捆绑，不能走动、跳动；后来，他们因耶稣的福音传入部落而“跳跃”起来。 1937年，宋德生进入沙巴内陆传福音。他向杜顺人传福音，同时也在拉脑设立一间小小圣经学校。他认为如果没有圣经学校的教导，那么当地信徒的属灵生命绝对不会成长，所以他很看重这间圣经学校。他鼓励凡是会识字的人都参加圣经学校，参与为期一年的必要课程。 1941年，世界第二次大战开始，日本人入侵婆罗洲。内陆各地区教会都派代表来到载法兰宣教士所设立的学校，接受培训；更将载法兰宣教士翻译的路加福音抄录一份带回去各教会。 1942年，日本下令所有西方宣教士要投降。于是，全部的（BEM）SIB宣教士在10月向日本军投降。宣教士们被拘留在古晋，直到1945年9月才获得释放。因此，1942年至1945年是在无宣教士牧养时期；而信徒们在各自的地区教会中只能研读当初那抄本圣经。 虽然战后物质状况是荒芜黑暗的，但福音前途并不然。1946年9月，宋德生回到小镇老越，那里己有200多人在一起敬拜主。虽然在战时所建的教堂己成残骸，但在试炼中归信耶稣的信徒领袖到处旅行，在各处村庄布道，述说他们所知道的《路加福音》给乌鲁人听。同时，他们也在没有神学老师的教导下成立了领袖训练班，让下一代人还可以讲解手抄本圣经。 预备交棒和接棒 1950年，一间多元种族教会将要诞生；而婆罗洲福音差会则朝向具体撤退的可能。经过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宣教士知道自己留在婆罗洲的时日不长，所以就有了10年计划，就是宣教士的拓荒工作旨在搭起坚固的“鹰架”后,将交由本地教会接续外展与建立教会。这年8月，工场大会召开，定下15年的目标计划，要完成新约圣经翻译。首先，也必须建立一间有足够的基础和教导的主导教会好预备交棒和接棒。工场上也进行更多密集的训练和教导工作，其中字义上的翻译不可有任何错误。由于人手不足，他们就向上帝求12位新宣教士加入这个计划。后来有12位宣教士加入了这计划。 1952年9月，13位本地牧者和宣教士在老越召开第一次牧者大会。上帝的灵在他们当中运行，使那次牧者聚会成为一个发展超越原族民部落的SIB（BEM）教会胚胎。此后，本地牧者开始每年聚集一次开会。 1954年12月，一个代表性团体成立，以处理教会的行政事务。这团体由六个不同部落民族所组成，他们是弄巴弯人、加央人、加拉必人、肯雅人、杜顺人和达卡人。这是历史中冲破族群之间隔阂的一刻。 1955年，超过90位牧者和他们的师母参加牧者大会。其中，小群体比沙亚人教会也派代表出席。到了1956年，牧者大会选出了大会主席，由符勒卡担任并主持所有的会议。乌丹则为第一任文书。 1959年，成熟时机终於来到了。当时的教会领袖草拟了新教会的章程（因为15年计划已一步一步地成熟）。后来，新教会诞生，取名为“Sidang Injil Borneo”，也就是婆罗洲福音会；主席是符勒卡，副主席是贝西加，而文书是亚加拉西。 宣教士撤离后，SIB就自立自养自传。 因三个不同宗派，不同国家的基督徒青年，为福音而毫无保留，视死如归奉献给蛮荒的婆罗洲。在原始的热带雨林以及黑暗笼罩、迷信、精灵崇拜、醉酒和猎人头、没有文字、未开发的原住民部落中建立了BEM教会。 今天 SIB（BEM）由内陆导向转向城市再出发的教会。由于伐木或油棕园发展，很多内陆甘榜已消失，成为历史的记忆。如今，很多从内陆来到城市的原住民，不管是年轻还是年长的一代都无法说出耶稣是谁，真的很可悲。于是，古晋真道堂华文部尝试让年轻一代，尤其是原住民，再一次确认自己的信仰。 SIB砂拉越年议会的总部在美里，有23个教区，大概有600间堂会（包括自立堂会和布道站），会众约10万人左右。全时间牧者有400位，其中弄巴弯人占了半数。圣经学校有5间，分别在老越、巴卡拉兰、布拉甲、弄拉玛和美里（4年制）。目前差派出去国外的宣教士有15位宣教士，分别在菲律宾、泰国、越南、尼日尔、新畿内亚和柬埔寨（SIB还是比较注重本地的宣教工作）。 … Read More

砂拉越卫理公会华人年议会文字事业部干事黄孟礼主讲第二讲“从地理空间看卫理公会在砂拉越的发展”时，尝试从地理的空间观点，透过宗教现象的研究，展示砂拉越卫理公会在东马的历史发展、扩散与影响的概況。 黄孟礼表示，回首1900庚子年，由于清末腐败，黄乃裳参与改革却失败，被列入黑名单第11名，所以大逃亡。黄乃裳逃到新加坡，投靠大女婿林文庆。由于黄乃裳曾在教会里事奉二十多年，有着浓厚的利他主义，所以他决定前往南洋群岛，覓一地广人稀之处，可以容数百万人为业农者，并为此发起了空前集体移民计划。当时除了政治外，还有文化、经济、社会等因素让当时的人们从中国离乡往外跑。 1900年4月，黄乃裳游船“鹅江”（拉让江）寻找平原，因而找到了诗巫。于是，他在拉让江逗留13天，并选择此地平原为移民场地。为什么选择平原呢？那是因为福建省被称为“八山一水一分田”，如：闽清、古田、屏南、县志都是“四周群山连绵，峰峦叠嶂”，所以难得看见诗巫这片平原，是多好的地方呀！ “美以美会”就此诞生 1901至1902年，黃乃裳带领1118名福州人分三批来到诗巫，其中三分之二是基督徒，包括福州人（闽清人丶古田人丶屏南人丶 永泰人丶闽侯人等）；厦门人（漳、泉人）；兴化人（莆田人丶仙游人）及南平人（延平人）。黃乃裳选择了两个地方：一个在新珠山，另一个在王士来。根据记录显示，当时这两个地点都是蛮烟瘴气毒蛇猛兽。新珠山的碱性和铁质高，所以水是红的，而且水冷；王士来则是沼泽烂泥芭。当时的交通工具只有独木舟和舢舨。 1901年3月17日，从新加坡来的万会督（Bishop Warne）主持两场崇拜，以太五13-14勉励福州垦民作盐与光，有12人受洗。婆罗洲的“美以美会”就此诞生（卫理公会的前身）。原本在新加坡牧会的林称美牧师，后被派来诗巫巡视；于是，林称美牧师在黄乃裳来诗巫三个月后也来到诗巫。1901年6月11日，林称美牧师带领福州人到西马霹雳州的实兆远。 1902年底，新加坡的卫斯德（Dr West）教区长来巡视。当时有四个聚会点，那就是上坡、中坡、三河村和新珠安。 三年后，黄乃裳离去。1903年3月16日，富雅各教士前来领导垦场。同年5月27日开办学校。由于当时罗马天主教也在办学校，所以一些华人父母将自己的孩子送去天主教学校念书；为此，富雅各教士想快点开办学校。 1905年诗巫市区的第一间教堂，也是砂拉越的美以美会（卫理公会）第5间（在诗巫）的教堂——福源堂建立。1908年开始有古晋第6处的委任，直到1917年。1909年6月13日-27日，富雅各与奧汉会督（William F. Oldham）向拉者求免黄乃裳之前欠下的2万5千元债务，最终成功免债。这一年，奧汉会督从第二任拉者争取拉让江流域两岸12里的土地（地契为期999年）为福州人垦场范围。 移民砂拉越的中国人，出于对故居的家乡依恋，期待着返乡的一天。一开始，他们认定“中国是乡土，南洋是客棧”。但由于第二拉者查尔斯（Charles Brooke，任期1868-1917）对华人有好感，把土地给了福州人，此举也让他们将南洋视为家乡。可见，土地与人是分不开的：人活动于土地之上，生活于土地之中。当人们认定某个土地做为归属对象时，那就是人们的乡土。 1912年，蒲鲁士（William Nesbitt Brewster）听到福州移民故事，也发起兴化移民南洋的创举。这些人分布在新珠山的北面，被称为“兴化芭”。第一批美以美会信徒101人，在陈秉忠牧师及方家明率领下到诗巫，建立“兴化芭”垦场。1913年，蒲鲁士又委托陈秉忠带领亲人等40人到诗巫垦荒。 1914年开始泗里街的委任。1923年，美以美会在拉让江中区已成立21堂会，同时也开始民那丹的委任。1933年，美以美会向上游发展到加拿逸，有35个堂点。1934年发展到加帛，总共有40堂会。从地理来看的话，美以美会初期扩散是配合福州垦民并沿着拉让江而扩散。1935年，在拉让江的西岸有40学校、41教堂、1农场，在地理上出现了一道“美以美人文景观”（有学校必定有教堂）。 至富教士在1935年2月11日逝世为止，教会和垦场在各方面多有进展，下表可以看出他32年来的成绩： 大量往市区迁移 1947年，美以美会“突破”拉让江流到民都魯，此时全砂有50间堂会。由于中国大陆共产党执政后，教会纷纷往离开，有很多神父、宣教士等来到诗巫，开展不少社会关怀事工，如：建立医务所、福儿院、加帛基督医院、卫理中学等。 70年代因“北加人民军”（砂共）的影响，治安不靖，安居乐业一甲子的乡区福州人开始大量往市区迁移。1965、66年，教会向北漂移到美里和林梦，共有71间堂会。1968年，教会也到了汶萊的一间福州板厂，成立一个传福音的据点。乡区堂会沒落，而市区教堂增加。人们也从森林沼泽地迁至“水泥沼泽地”，如东山路、中华路、华侨路等。 1973到1989年，卫理公会在所有较大的城镇有95间堂会。1984年，萧招和牧师到沙巴成立教会，总共有97间堂会。砂拉越卫理公会经历了四个时代，分别是：砂拉越王国（1901-1941）、日本治下（1941-1945）、英殖时代（1946-1963）和马来西亚（1963-现在）。 从第一代移民的中国人，到今天第三、四代的马来西亚人，我们与其他种族共同建立了这块国土。“土地与人是分不开的，人就活动于土地之上，生活在土地之中。我们认定某个土地做为我们归属的对象时，那就是我们的乡土。”（曾庆豹，《困惑与寻路》） “故乡是一个亲切的地方。它可能平淡无奇，缺乏历史魅力，我们却讨厌外人对它的批评。它的丑陋并不要紧。”（段义孚） 无论如何，上帝既是历史中参与的上帝，也是在空间中彰显自己的上帝；更甚的是，祂是一个在特定的空间－－“土地”中对人说话的上帝。“道成肉身”是耶稣神圣的参与；祂创造这块土地，认同这片土地，选择了“肉身”的形式住在人中间，满满有恩典、有真理。 耶稣在地上生活了三十多年，祂对历史的参与，改变了人类的历史。因著祂的参与而使“历史之中有意义”（meaning in history）。马来西亚这块土地，尤其曾是砂拉越王国的犀鸟乡土地，是我们在信仰一位历史参与的上帝时，作出适当行动回应的场域。这块土地与我们的关系是历史的、情感的和血缘的。这块土地是由我们这些不同的种族一起奋斗而来的，我们要奉献于这块土地。 除了华人事工，卫理公会也做原住民的工作。早期有来自印尼、美国的传教士开始伊班工作。到了1963年，卫理公会差派一位华人牧师到长屋宣教。这20年来，卫理公会也差派宣教士到不同的地方：澳洲（1988）、柬埔寨（1998）、印尼的加里曼丹（2008）、PNG（2009）、南非（2010）、印度支那（2011）、尼布尔（2016年）。卫理公会前后总共差派了六十多位宣教士（目前有53位宣教士）。卫斯理约翰曾说过：“世界是我的牧区”，所以我们应该“脚踏实地，放眼世界”。 故而，从以前至今（2019），砂拉越卫理公会的华人会友约有11万6千多，加上4万名伊班会友，总共15万余的会友。每年平均牧者添1.76人、堂所1.1间、会友增975.7人。120年来，卫理公会增加了2个年议会：砂拉越伊班年议会、沙巴年议会。 出埃及记三6提到：“我是你父亲的上帝，是亚伯拉罕的上帝，以撒的上帝，雅各的上帝”；更是卫斯理约翰的上帝、富雅各的上帝、黄乃裳的上帝。过去的历史是我们生活上的经验，上帝厚恩使祂的福音得以在这块土地上散落、萌芽、成长；过去的历史述说著先民流淚流汗的光荣历史，包容著不同的种族、语言、肤色，有著共同的理想为这块土地来奉献。

砂拉越卫理公会华人年议会文字事业部干事黄孟礼主讲第二讲“从地理空间看卫理公会在砂拉越的发展”时，尝试从地理的空间观点，透过宗教现象的研究，展示砂拉越卫理公会在东马的历史发展、扩散与影响的概況。 黄孟礼表示，回首1900庚子年，由于清末腐败，黄乃裳参与改革却失败，被列入黑名单第11名，所以大逃亡。黄乃裳逃到新加坡，投靠大女婿林文庆。由于黄乃裳曾在教会里事奉二十多年，有着浓厚的利他主义，所以他决定前往南洋群岛，覓一地广人稀之处，可以容数百万人为业农者，并为此发起了空前集体移民计划。当时除了政治外，还有文化、经济、社会等因素让当时的人们从中国离乡往外跑。 1900年4月，黄乃裳游船“鹅江”（拉让江）寻找平原，因而找到了诗巫。于是，他在拉让江逗留13天，并选择此地平原为移民场地。为什么选择平原呢？那是因为福建省被称为“八山一水一分田”，如：闽清、古田、屏南、县志都是“四周群山连绵，峰峦叠嶂”，所以难得看见诗巫这片平原，是多好的地方呀！ “美以美会”就此诞生 1901至1902年，黃乃裳带领1118名福州人分三批来到诗巫，其中三分之二是基督徒，包括福州人（闽清人丶古田人丶屏南人丶 永泰人丶闽侯人等）；厦门人（漳、泉人）；兴化人（莆田人丶仙游人）及南平人（延平人）。黃乃裳选择了两个地方：一个在新珠山，另一个在王士来。根据记录显示，当时这两个地点都是蛮烟瘴气毒蛇猛兽。新珠山的碱性和铁质高，所以水是红的，而且水冷；王士来则是沼泽烂泥芭。当时的交通工具只有独木舟和舢舨。 1901年3月17日，从新加坡来的万会督（Bishop Warne）主持两场崇拜，以太五13-14勉励福州垦民作盐与光，有12人受洗。婆罗洲的“美以美会”就此诞生（卫理公会的前身）。原本在新加坡牧会的林称美牧师，后被派来诗巫巡视；于是，林称美牧师在黄乃裳来诗巫三个月后也来到诗巫。1901年6月11日，林称美牧师带领福州人到西马霹雳州的实兆远。 1902年底，新加坡的卫斯德（Dr West）教区长来巡视。当时有四个聚会点，那就是上坡、中坡、三河村和新珠安。 三年后，黄乃裳离去。1903年3月16日，富雅各教士前来领导垦场。同年5月27日开办学校。由于当时罗马天主教也在办学校，所以一些华人父母将自己的孩子送去天主教学校念书；为此，富雅各教士想快点开办学校。 1905年诗巫市区的第一间教堂，也是砂拉越的美以美会（卫理公会）第5间（在诗巫）的教堂——福源堂建立。1908年开始有古晋第6处的委任，直到1917年。1909年6月13日-27日，富雅各与奧汉会督（William F. Oldham）向拉者求免黄乃裳之前欠下的2万5千元债务，最终成功免债。这一年，奧汉会督从第二任拉者争取拉让江流域两岸12里的土地（地契为期999年）为福州人垦场范围。 移民砂拉越的中国人，出于对故居的家乡依恋，期待着返乡的一天。一开始，他们认定“中国是乡土，南洋是客棧”。但由于第二拉者查尔斯（Charles Brooke，任期1868-1917）对华人有好感，把土地给了福州人，此举也让他们将南洋视为家乡。可见，土地与人是分不开的：人活动于土地之上，生活于土地之中。当人们认定某个土地做为归属对象时，那就是人们的乡土。 1912年，蒲鲁士（William Nesbitt Brewster）听到福州移民故事，也发起兴化移民南洋的创举。这些人分布在新珠山的北面，被称为“兴化芭”。第一批美以美会信徒101人，在陈秉忠牧师及方家明率领下到诗巫，建立“兴化芭”垦场。1913年，蒲鲁士又委托陈秉忠带领亲人等40人到诗巫垦荒。 1914年开始泗里街的委任。1923年，美以美会在拉让江中区已成立21堂会，同时也开始民那丹的委任。1933年，美以美会向上游发展到加拿逸，有35个堂点。1934年发展到加帛，总共有40堂会。从地理来看的话，美以美会初期扩散是配合福州垦民并沿着拉让江而扩散。1935年，在拉让江的西岸有40学校、41教堂、1农场，在地理上出现了一道“美以美人文景观”（有学校必定有教堂）。 至富教士在1935年2月11日逝世为止，教会和垦场在各方面多有进展，下表可以看出他32年来的成绩： 大量往市区迁移 1947年，美以美会“突破”拉让江流到民都魯，此时全砂有50间堂会。由于中国大陆共产党执政后，教会纷纷往离开，有很多神父、宣教士等来到诗巫，开展不少社会关怀事工，如：建立医务所、福儿院、加帛基督医院、卫理中学等。 70年代因“北加人民军”（砂共）的影响，治安不靖，安居乐业一甲子的乡区福州人开始大量往市区迁移。1965、66年，教会向北漂移到美里和林梦，共有71间堂会。1968年，教会也到了汶萊的一间福州板厂，成立一个传福音的据点。乡区堂会沒落，而市区教堂增加。人们也从森林沼泽地迁至“水泥沼泽地”，如东山路、中华路、华侨路等。 1973到1989年，卫理公会在所有较大的城镇有95间堂会。1984年，萧招和牧师到沙巴成立教会，总共有97间堂会。砂拉越卫理公会经历了四个时代，分别是：砂拉越王国（1901-1941）、日本治下（1941-1945）、英殖时代（1946-1963）和马来西亚（1963-现在）。 从第一代移民的中国人，到今天第三、四代的马来西亚人，我们与其他种族共同建立了这块国土。“土地与人是分不开的，人就活动于土地之上，生活在土地之中。我们认定某个土地做为我们归属的对象时，那就是我们的乡土。”（曾庆豹，《困惑与寻路》） “故乡是一个亲切的地方。它可能平淡无奇，缺乏历史魅力，我们却讨厌外人对它的批评。它的丑陋并不要紧。”（段义孚） 无论如何，上帝既是历史中参与的上帝，也是在空间中彰显自己的上帝；更甚的是，祂是一个在特定的空间－－“土地”中对人说话的上帝。“道成肉身”是耶稣神圣的参与；祂创造这块土地，认同这片土地，选择了“肉身”的形式住在人中间，满满有恩典、有真理。 耶稣在地上生活了三十多年，祂对历史的参与，改变了人类的历史。因著祂的参与而使“历史之中有意义”（meaning in history）。马来西亚这块土地，尤其曾是砂拉越王国的犀鸟乡土地，是我们在信仰一位历史参与的上帝时，作出适当行动回应的场域。这块土地与我们的关系是历史的、情感的和血缘的。这块土地是由我们这些不同的种族一起奋斗而来的，我们要奉献于这块土地。 除了华人事工，卫理公会也做原住民的工作。早期有来自印尼、美国的传教士开始伊班工作。到了1963年，卫理公会差派一位华人牧师到长屋宣教。这20年来，卫理公会也差派宣教士到不同的地方：澳洲（1988）、柬埔寨（1998）、印尼的加里曼丹（2008）、PNG（2009）、南非（2010）、印度支那（2011）、尼布尔（2016年）。卫理公会前后总共差派了六十多位宣教士（目前有53位宣教士）。卫斯理约翰曾说过：“世界是我的牧区”，所以我们应该“脚踏实地，放眼世界”。 故而，从以前至今（2019），砂拉越卫理公会的华人会友约有11万6千多，加上4万名伊班会友，总共15万余的会友。每年平均牧者添1.76人、堂所1.1间、会友增975.7人。120年来，卫理公会增加了2个年议会：砂拉越伊班年议会、沙巴年议会。 出埃及记三6提到：“我是你父亲的上帝，是亚伯拉罕的上帝，以撒的上帝，雅各的上帝”；更是卫斯理约翰的上帝、富雅各的上帝、黄乃裳的上帝。过去的历史是我们生活上的经验，上帝厚恩使祂的福音得以在这块土地上散落、萌芽、成长；过去的历史述说著先民流淚流汗的光荣历史，包容著不同的种族、语言、肤色，有著共同的理想为这块土地来奉献。

目前在古晉聖伯铎大修院服事的林克润神父是第一讲的讲员。他提及，砂拉越天主教历史分为三个阶段：早期的接触期 （1855年之前）、中期的发展期 （1855-1976年）和近期的稳定期（1976年-现今）。 接触期（1855年之前） 由15世纪至1841年，砂拉越地区隶属汶莱王朝（1599-1641年的砂拉越王朝除外）。早期历史只提到汶莱或婆罗洲，并把砂拉越囊括在内。这段期间，远东归属于葡萄牙及西班牙的势力影响之下。因此，葡萄牙传教士和西班牙传教士最早接触此地。 1550年，驻印度果阿邦（Goa）的葡萄牙方济修会（Franciscan）有前往婆罗洲（Borneo）传教的记录。1567年，2位来自葡萄牙的耶稣会修士从马六甲前往摩鹿加群岛/香料群岛途中，被迫停驻在婆罗洲。很不幸的，他们在婆罗洲患病，其中一位死亡。 1608年，安东尼尔神父（Fr. Antonio Pereira）在沙巴岸外沉船，被俘虏奴役4个月。由于汶莱苏丹畏惧葡萄牙的势力，所以他将安东尼尔神父赎出，以便和葡萄牙保持一个良好的关系。后来，安东尼尔神父在汶莱做弥撒，当时苏丹很感兴趣，所以允许神父分享自己的宗教。期间，神父感化了一贵族，被当地人反对。神父曾致信马六甲求派传教士，但无下文。最后，神父被驱逐，死于海上。 当时，西班牙和葡萄牙划分地方势力，葡萄牙势力主要在西方，而西班牙势力则在东方。1587年，2位驻马尼拉的方济修会士停驻汶莱，苏丹非常欢迎。他们遂尝试感化，却触怒当地回教徒，其中一位被杀，另一位逃走。 1649年，西班牙军队占领东婆罗洲（沙巴）后，耶稣会在短期内领洗了700名皈依者。不到一年，军队被击退后，早期的工作都前功尽废了。可见，早期的现象是“没有军队的支持，传教寸步难行” 。当时宣教士面对的困难包括没有政治军力庇护、疾病、交通、当地宗教、经济、气候等；我们也可以由此看到这些传教士的勇敢及牺牲。 在16、17世纪时，由于西班牙和葡萄牙的强势，所以西班牙和葡萄牙宣教士在很大部分是依赖自己的国家，这其实是个很不健康的现象，因为宣教士受到政府的控制，甚至要做违心的事，不能全心传教。1622年，罗马教廷成立传信部（Congregation of Propaganda Fide）以平衡葡萄牙及西班牙垄断的局面。这个传信部可以独立传教，不依靠任何国家的势力，直接受罗马的指令。因此，许多独立传教会应运而生，其中包括：特亚丁传教会（Theatine Mission）、巴黎外方传教会（Paris Foreign Missionary, MEP）、弥尔山之圣若瑟传教会（St Joseph’s Missionary Society of Mill Hill, MHM）、米兰外方传教会（Milan Foreign Missionary）等。 1688年2月2日，特亚丁传教会的文蒂米利亚神父（Fr. Ventimiglia）抵达南婆罗洲的马辰市（Banjarmasin）。当时南婆罗洲邀请这些教会来制衡葡萄牙的权势。然而因政局混乱，所以神父没能登陆。于是，他找了当地的两名助手教他语言。次年学了语言后才登陆。6个月后，皈依者就有1800个。后来，神父前往内陆，1691年后无音讯。据其信件，他可能从陆路抵达遥远的古达（Kudat，沙巴）。 18世纪，因前往中国航线的开发，婆罗洲重要性提升，英国开始“插手”。1841年，詹姆斯●布鲁克取得砂拉越统治权（至1946年）。1848年，纳闽成为英国殖民地。1881年，北婆渣打公司成立，管辖北婆（沙巴）。 发展期（1855-1976年） 夸特龙（Don Carlos Cuarteron，或称桂太龙）原是西班牙的一名船长，13岁开始航船，在菲律宾一带进行航船事业，同时也传教，得到很好的成果。后来，他成为神父。1855年，他说服罗马传信部成立纳闽及北婆监牧区（Apostolic Prefecture）, 而他就任首任监牧，自资传教，为未来的传教事工打下基础。 夸特龙神父于1857年偕同2位米兰外方传教会修士抵达纳闽，尔后也在汶莱市及孟卡邦（沙巴）建立传教基站。只可惜他们的传教工作发展得不是很好，首16个月只有24人领洗。1860年，米兰传教会修士被调离。接下来20年，夸特龙是当地唯一的神父。由于他本是一位船长，不喜欢长时间待在一个地方，所以也经常在马尼拉、澳门、新加坡等地辗转，常不在自己的传道站里。因此，当时那里的传教基站实际没什么发展。 由于夸特龙神父的健康状况不佳，1880年就退休回西班牙。而1881年是真正的转捩点。这一年，弥尔山之圣若瑟传教会（St … Read More

目前在古晉聖伯铎大修院服事的林克润神父是第一讲的讲员。他提及，砂拉越天主教历史分为三个阶段：早期的接触期 （1855年之前）、中期的发展期 （1855-1976年）和近期的稳定期（1976年-现今）。 接触期（1855年之前） 由15世纪至1841年，砂拉越地区隶属汶莱王朝（1599-1641年的砂拉越王朝除外）。早期历史只提到汶莱或婆罗洲，并把砂拉越囊括在内。这段期间，远东归属于葡萄牙及西班牙的势力影响之下。因此，葡萄牙传教士和西班牙传教士最早接触此地。 1550年，驻印度果阿邦（Goa）的葡萄牙方济修会（Franciscan）有前往婆罗洲（Borneo）传教的记录。1567年，2位来自葡萄牙的耶稣会修士从马六甲前往摩鹿加群岛/香料群岛途中，被迫停驻在婆罗洲。很不幸的，他们在婆罗洲患病，其中一位死亡。 1608年，安东尼尔神父（Fr. Antonio Pereira）在沙巴岸外沉船，被俘虏奴役4个月。由于汶莱苏丹畏惧葡萄牙的势力，所以他将安东尼尔神父赎出，以便和葡萄牙保持一个良好的关系。后来，安东尼尔神父在汶莱做弥撒，当时苏丹很感兴趣，所以允许神父分享自己的宗教。期间，神父感化了一贵族，被当地人反对。神父曾致信马六甲求派传教士，但无下文。最后，神父被驱逐，死于海上。 当时，西班牙和葡萄牙划分地方势力，葡萄牙势力主要在西方，而西班牙势力则在东方。1587年，2位驻马尼拉的方济修会士停驻汶莱，苏丹非常欢迎。他们遂尝试感化，却触怒当地回教徒，其中一位被杀，另一位逃走。 1649年，西班牙军队占领东婆罗洲（沙巴）后，耶稣会在短期内领洗了700名皈依者。不到一年，军队被击退后，早期的工作都前功尽废了。可见，早期的现象是“没有军队的支持，传教寸步难行” 。当时宣教士面对的困难包括没有政治军力庇护、疾病、交通、当地宗教、经济、气候等；我们也可以由此看到这些传教士的勇敢及牺牲。 在16、17世纪时，由于西班牙和葡萄牙的强势，所以西班牙和葡萄牙宣教士在很大部分是依赖自己的国家，这其实是个很不健康的现象，因为宣教士受到政府的控制，甚至要做违心的事，不能全心传教。1622年，罗马教廷成立传信部（Congregation of Propaganda Fide）以平衡葡萄牙及西班牙垄断的局面。这个传信部可以独立传教，不依靠任何国家的势力，直接受罗马的指令。因此，许多独立传教会应运而生，其中包括：特亚丁传教会（Theatine Mission）、巴黎外方传教会（Paris Foreign Missionary, MEP）、弥尔山之圣若瑟传教会（St Joseph’s Missionary Society of Mill Hill, MHM）、米兰外方传教会（Milan Foreign Missionary）等。 1688年2月2日，特亚丁传教会的文蒂米利亚神父（Fr. Ventimiglia）抵达南婆罗洲的马辰市（Banjarmasin）。当时南婆罗洲邀请这些教会来制衡葡萄牙的权势。然而因政局混乱，所以神父没能登陆。于是，他找了当地的两名助手教他语言。次年学了语言后才登陆。6个月后，皈依者就有1800个。后来，神父前往内陆，1691年后无音讯。据其信件，他可能从陆路抵达遥远的古达（Kudat，沙巴）。 18世纪，因前往中国航线的开发，婆罗洲重要性提升，英国开始“插手”。1841年，詹姆斯●布鲁克取得砂拉越统治权（至1946年）。1848年，纳闽成为英国殖民地。1881年，北婆渣打公司成立，管辖北婆（沙巴）。 发展期（1855-1976年） 夸特龙（Don Carlos Cuarteron，或称桂太龙）原是西班牙的一名船长，13岁开始航船，在菲律宾一带进行航船事业，同时也传教，得到很好的成果。后来，他成为神父。1855年，他说服罗马传信部成立纳闽及北婆监牧区（Apostolic Prefecture）, 而他就任首任监牧，自资传教，为未来的传教事工打下基础。 夸特龙神父于1857年偕同2位米兰外方传教会修士抵达纳闽，尔后也在汶莱市及孟卡邦（沙巴）建立传教基站。只可惜他们的传教工作发展得不是很好，首16个月只有24人领洗。1860年，米兰传教会修士被调离。接下来20年，夸特龙是当地唯一的神父。由于他本是一位船长，不喜欢长时间待在一个地方，所以也经常在马尼拉、澳门、新加坡等地辗转，常不在自己的传道站里。因此，当时那里的传教基站实际没什么发展。 由于夸特龙神父的健康状况不佳，1880年就退休回西班牙。而1881年是真正的转捩点。这一年，弥尔山之圣若瑟传教会（St … Read More

研讨会特别报导：开枝散叶 整理／拔绮、震凌 由卫理公会砂拉越华人年议会历史文献部主办，题为“开枝散叶：基督教会在砂拉越设教故事”的2020年历史文献部研讨会于8月31日透过云视频进行（Zoom Meeting），各宗派讲员及与会者共50余人参与。 此次研讨会共有5讲，分别谈及：罗马大公教会在砂拉越的历史与其发展、卫理公会在砂拉越的历史与其发展、婆罗洲基督教会（BEM，前称SIB）在砂拉越的历史与其发展、以马内利浸信会在砂拉越的历史与其发展及圣公会在砂拉越的历史与其发展。 由于当天是马来西亚独立日，在研讨会开始前特别播放国歌，与会者也在荧幕前肃立唱国歌，甚是应景。吾会会长池金代牧师受邀致词时，他表示各宗派代表能出席这历史性的一刻，十分感恩。 “首先，历史是上帝对我们的鑑戒，是警告。”池牧师引林前十8-13，保罗要哥林多教会以以色列人的历史为鑑戒：不要行姦淫、不要试探主、不要发怨言──“他们遭遇这些事都要作为鑑戒，并且写在经上，正是警戒我们这末世的人”（11节），好让我们这些末世之人能站立得稳，需要谨慎，免得跌倒。从以色列人的历史，圣经真实的记载提醒我们：负面的历史也是重要的，教会不需避而不谈，反倒要作为上帝对我们的鑑戒。 “当然，我们同样也有正面的历史，就像路加医生所写的福音书。”路加福音一章开宗明义地说：“……有好些人提笔作书，述说在我们中间所成就的事，是照传道的人从起初亲眼看见又传给我们的。这些事我既从起头都详细考察了，就定意要按着次序写给你，”把历史确切地写下来，这是正面的历史，也是上帝的见证。 池牧师说，历史无论是负面或正面的，都要如实记录，前者可作为我们的鑑戒，后者可成为我们的见证，好叫我们知道：所学之道，都是确实的。 他续称，全面的历史则是上帝的工作。传道书三1-15告诉我们：上帝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又将永生安置在世人心里。然而上帝从始至终的作为，人不能参透。我知道世人，莫强如终身喜乐行善，并且人人吃喝，在他一切劳碌中享福，这也是上帝的恩赐。可见，这一切都是上帝的工作，要人在祂面前存敬畏的心（14-15节）。日光之下无新事，但依然要从砂拉越教会历史（无论是正面或负面），都要全面地看见上帝的工作与作为，好使爱神的人能从中得着益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