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总编黄孟礼与主编翁震凌于八月杪前往沐胶、民都魯及美里等堂会主持阅读分享会及文字主日。同时也安排两位读者——李炎城及刘孟祥现身说法，分享阅读心得。会后售书更获得弟兄姐妹热烈支持。盼望吾会会友皆能学像会祖约翰卫斯理成为一位喜欢阅读的人。

2019年11月22日至23日砂拉越诗巫卫理毕理学院幼儿教育系、毕理校友会及幼教教师公会所主办的“第一届砂拉越家庭生活研讨会”（SFLC 2019），主题为“家合万事兴：从心出发，为爱而动”Harmonious family, Flourishing life: Love in action begins from the Heart”。 家庭生活研讨会为教师、社工和家庭等提供新的愿景，帮助Z世代孩子们勇敢面对挑战、享受新事物的 学习 、建立信心、接受人生旅程的变化。本研讨会期待将各种家庭资源和本地社区及学校间的伙伴关系连结起来，以加强社区家庭关系，为子女提供一个可以在风暴中稳固站立的家庭磐石。 此次家庭生活研讨会的报名费：RM 120（截止日期：14/10/2019） 研讨会地点：诗巫卫理毕理学院 一、研讨会主题为家合万事兴：从心出发，为爱而动 二、专题： （一）家庭为中心的社区服务：台湾 （二）家庭为中心的社区服务：马来西亚 （三）家庭转化专注于：家庭●经济●健康 三、工作坊： （一）家园社合作促进幼儿发展 （二）家庭服务光谱：助人工作者的反思与实践 （三）我家生命树 四、家庭乐园博览会： 其中11月23日（下午一点至六点）有家庭乐园博览会 Family Fun Fair（需自行购买固本：RM 30及RM 50）你也可以扫描一下二维码以购买固本。 在此鼓励大众、老师（幼儿园、小学、中学）家长与孩子一同来享受天伦之乐。 您可于线上网页报名或下载纸本报名表格电邮至以下网址或直接至卫理毕理学院报名。您也可扫描右边的二维码以完成网页报名。 须知更多详情请联络： 诗巫卫理毕理学院 2019 第一届砂拉越家庭生活研讨会 … Read More

文/马越（法国） 一代人的精神食粮 回北京虽然只有短短一周时间，我还是找机会整理了大学时的藏书，也带了一些书回来重读。《傅雷家书》就是其中的一本。 傅雷，是中国著名的翻译家和艺术评论家，也是钢琴家傅聪的父亲。这本《傅雷家书》是他写给儿子的家信合集，出版后多次再版。我的这本，淡蓝的封面上有一根手绘的白色羽毛，是三联书店在1984年出版的增订本，定价2元。翻开书页，可以看到傅雷一家的照片和他的家书手迹。照片里的傅雷表情严肃眼神专注，只有坐在妻子身边的那张嘴角边露出一丝笑意。他的妻子朱梅馥眉目清秀，笑容和婉，在刚正倔强的丈夫身边如同一道秋日的暖阳。 在这些被照片凝固的瞬间之外，我知道关于这对夫妇的一些事情。傅雷和朱梅馥是远房表兄妹，青梅竹马，伉俪情深。他们的婚姻承载了现在这个时代已经不容易找到的传统爱情。从外表看，傅雷才华横溢而桀骜不驯，有着恃才傲物的强人性格，也有着一颗视艺术为生命的赤子之心。而朱梅馥一生相夫教子，随和柔顺，自称“不智”且“天性懦弱。”可是在生活中，朱梅馥却是维系这个家庭的核心人物。在傅雷一生的翻译、批评和研究生涯中，朱梅馥是他最得力的助手。在傅雷大起大落的感情生活中，朱梅馥是包容忍让、始终如一的伴侣。在傅雷对儿子傅聪“爱之深责之切”的管教中，朱梅馥是维系父子之间情感关系的纽带。在五六十年代中国动荡起伏的政治风云中，朱梅馥与傅雷一同承担着心理上的压力和精神上的折磨。他们夫妇在书香琴韵中彼此扶持，度过大半生的时间。当时代的风暴即将摧毁他们的精神和灵魂之舟时，他们选择一起携手走向生命终点，在1966年中国文化大革命初起之时，以自己有限生命的结束换取无价的人格尊严。 《傅雷家书》出版时影响很大，曾是一代人的精神食粮，我读这本书的时候已经是90年代初了。傅雷离世的时候是53岁，和我父亲去世时年纪差不多。傅雷是传统中国知识分子的典型，博学严谨，对自己的工作和为人要求完美，我的父亲也是如此。所以我读《傅雷家书》时有一种亲切的感觉。我熟悉傅雷这样的父亲，严于律己，术业有专攻，对孩子要求严格，有些家长作风。可是心地善良，责任感强，善待朋友，深爱家人。这样的人，无论在哪里，也算是难得的父亲吧。 50万字的家书 事隔十几年重读《傅雷家书》，熟悉的感觉仍在，可我却有了不同的感受。是因为自己也做了母亲的缘故吗？从他的家信中，我赫然发现傅雷竟然有些像美国当代文化中所定义的“直升飞机父母”（Helicopter parents）。“直升飞机父母” 这个词，最早出现于美国60年代末的儿童教育著作中，最近十来年才成为大众文化中的流行词汇，甚至在2011年被做为一个词条收入字典。它指的是对孩子过度关心和保护，尤其是对已成年子女的生活过度参与的家长们。这些父母不仅会在孩子小的时候竭尽教养之责督导之职，而且在孩子长大离家后，仍然不断介入到孩子的生活中。他们会帮助孩子选择专业和职业，帮他们与未来可能的雇主谈工资待遇，建议他们如何选择配偶，各种不惜余力各种出谋划策。虽然没有与孩子同住，可是这些爸爸妈妈就像直升飞机一样随时来到孩子们的头上盘旋回转。“直升飞机父母”就是籍此而得名。 近年来美国“直升飞机父母”的增长，与当代通讯技术和社交媒体的发展有关。父母可以很方便地借助手机和其它社交网络与自己的孩子联络互动，随时了解孩子的生活状况，并给予相关的协助。与现在相比，1950年代的中国可不是什么通讯发达的时代。除了偶尔的电话和电报联络以外，通信大概是唯一常用的通讯方式。可是这并不影响傅雷成为一名“直升飞机爸爸。”傅聪出生于1934年，1954年去波兰留学学习钢琴演奏。《傅雷家书》中的第一封信写于1954年年初傅聪出国之前，最后一封信写于1966年6月3日，距傅雷夫妇离世仅仅3个月的时间。也就是说，傅雷从儿子20岁离家开始给他写信，直写到自己的生命终结前不久。而当时傅聪已经32岁，结了婚，自己也有了儿子，做了父亲。 根据《家书》中的《增订本后记》记载，从1954年到1966年这12年间，傅雷写给傅聪的家信有307封，平均每年25封。收录在《傅雷家书》中的仅仅是其中的178封，尽管有删节，累积也超过20万字。我们无法确知全部家书字数的总合。据傅雷自己在1955年12月21日的家信中提到，他当时每个月给傅聪写3封信，每封信至少有3000字（见《家书》第105页）。据此推想，傅雷一年中写给儿子的家书可达十几万字。在12年中，家书虽然因为政治的原因而一度中断，据我自己的保守统计，傅雷写给儿子的家信至少超过50万字。这是相当惊人的记录。要知道傅雷是个现代意义上的工作狂，常常一天工作10个小时以上。除了翻译、写文艺评论、参加各种文化活动和政治学习以外，他的大部分家信都是在 “业余时间” 里完成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傅雷是一个非常勤勉尽责的父亲。试问包括我自己在内的父母，谁有可能在一周工作70个小时之外，还有心思精神和余力给孩子写信或者写电子邮件，一写就是成千字上万字，连续写12年，直写到自己生命终点的？ “只许成功，不许失败！” 傅雷家书不仅数量众多，而且内容丰富。以现在的观点来看，傅雷真是“管得够宽的。”注重心灵独立和个人空间的当代年轻人可能对此尤其不能理解。在家书中，傅雷不仅和儿子谈艺术、谈音乐、讲做人的道理，还会对他的学业提供极为具体的建议，对他的感情生活也常常发言。除此之外，他对傅聪的日常生活，行为举止的细节都会关注到。比如他告诉傅聪该如何写信封贴邮票才显得干净整洁，和人说话吃饭时手要放在哪里，待人接物的基本礼节，心理问题如何化解，情绪的起伏该如何调适，在经济上应该如何量入为出等等。仅仅是一个弹琴时身体摇摆的问题，傅雷从1954年的家信中开始提到，直到1963年的信中仍然反复强调和提醒。这种情形到傅聪结婚生子以后依然如故。傅雷会写信教两夫妇如何理财，询问他们的收支情况，建议他们何时要小孩，对他们要买新房子的计划发表意见。他甚至教傅聪如何“培养”妻子弥拉，让她成为更好的艺术家伴侣。在《家书》第299页，傅雷写到： “孩子，别因为埋头于业务而忘记了你自己定下的目标，别为了音乐的艺术而抛荒生活的艺术。弥拉年轻，根基未固，你得耐性细致，孜孜不倦地关怀她，在人生琐事方面，读书修养方面，感情方面，处处观察，分析，思索，以诚挚深厚的爱做原动力，以冷静的理智作行动的指针，加以教导，加以诱引，和她一同进步！倘或做这些工作的时候有什么困难，千万告诉我们，可帮你出主意解决。你在音乐艺术中固然只许成功，不许失败；在人生艺术中，婚姻艺术中也只许成功，不许失败！” 这样的文字，以现在的眼光看，有些“触目惊心。”要知道当时傅聪已经26岁，独立在国外生活多年。妻子弥拉也已经20出头。在父母的心目中，无论年龄多大，孩子总归是孩子。可是孩子毕竟已经成人，有了自己的想法和生活。傅雷好像并不考虑这些。他不仅管自己的儿子，还把儿媳妇也当成了教育和培养的对象。如果我是傅聪或者弥拉，面对这样一个无论对人生还是对艺术，都 “只许成功，不许失败” 的父亲，也会感到巨大的压力吧。 尽管在今天看来傅雷对孩子管得太多太严，以中国当时的国情和标准来衡量，傅雷其实算是一个很开明的父亲。他早年留学法国，游历欧洲，深受西方文化影响。不仅本人知识渊博学养丰富，对孩子严格要求寄予厚望，也力图以自己的为人处事给孩子做出榜样。傅雷做事极其认真勤奋，视真理和艺术为生命。他心思纯正，感情丰富，会毫不掩饰地流露内心的感受，包括自己痛苦和软弱的一面。所以和一般封建专制的家长不同，他虽然是个严厉的父亲，却会反躬自省，向孩子道歉认错，请求原谅。在一封家书中，他这样写到： “我也知道你从小受的挫折对于你今日的成就并非没有帮助，但我做爸爸的总是犯了很多很重大的错误。自问一生对朋友对社会没有做什么对不起的事，就是在家里，对你和你妈妈作了不少有亏良心的事——这些都是近一年中常常想到的，不过这几天特别在脑海中盘旋下去，像恶梦一般。可怜过了45岁，父性才真正觉醒！” 虽然在家信中苦口婆心，事无巨细地对傅聪生活的一切方面发表自己的意见，可是他也时时在对自己的教子之道做出反省。他之所以唇焦舌敝地对孩子讲自己的这一套，实在是出于一片爱子之心，也是出于自己凡事较真的脾气和强烈的责任感。他就是这样一个人，而且不仅对自己的家人如此。据常年在傅雷家工作和生活的保姆周菊娣回忆说：“傅先生是好人。有几次，我生病了，傅先生把医药费放在我的面前，一定要我上医院看病。我不去，他就发脾气。我看病回来，他才放心了。我的女儿住在浦东。有时我去看女儿，如果晚上八点还没回来，傅先生就坐立不安，生怕我路上出什么事情。”对家中的保姆尚且如此，可见傅雷的为人。给傅聪写了这么多家信，傅雷也未尝不知道“听不听在你。”可是以他的性格，他实在是不吐不快。正像他自己在同一封信中所写的： “我老想帮助弥拉，但自知手段笨拙，深怕信中流露出说教口吻和家长面孔。青年人对中年老年人另有一套看法，尤其西方少妇。你该留意我的信对弥拉起什么作用：要是她觉得我太古板，太迂等等，得赶快告诉我，让我以后对信中的措词多加修饰。我决不嗔怪她。” 在不久之后的信中他又写到： “我一心一意为你打算，不论为目前或将来，尤其为将来。你忙，没有空闲来静静地分析，考虑；倘我能代你筹划筹划，使我身后你还能得到我一些好处—及时播种的好处，那我真是太高兴了。” 可怜天下父母心！时年53岁的傅雷经历了“反右”的冲击，身体时时受到疾病的折磨（眼疾、关节炎、神经衰弱等等），还有工作上的压力和精神上的痛苦。可是他念念于心的，不仅是现在能为孩子做些什么，甚至还有自己身后能给孩子什么样的好处，人之爱子不过如此！傅雷的确是一个好父亲，可是他活得太辛苦了！这固然是他的性格使然，也和很多中国父母对孩子的看法和态度有关。对传统的一代而言，孩子是家族传承的希望所在。对父母来讲，孩子是自己生命的延伸和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对于傅雷这样的父亲来说，因为特定的文化历史和政治原因，孩子在海外的一举一动不仅关乎自己，更关乎民族和国家的荣誉。所以他才会对儿子提出“只许成功，不许失败”的要求。 作为一名学养深厚的知识分子，傅雷对宇宙人生有着很深刻的认识和感慨。他知道世事复杂难料，人生起落无常，人性软弱有限。在《家书》中，他常常慨叹人的渺小，自觉“人在世界上对一切生物表示‘唯我独尊’是狂妄可笑的”（316页）。可是这份旷达领悟却不能使他做到看破得失，真正放下。相反，他什么都放不下。大至国事政事、文学艺术，小至孩子的事业家庭身体健康饮食起居，都是他耿耿于怀兹兹在念的对象。正所谓“人生不满百，长怀千岁忧。”写到这里，我忽然意识到，傅雷并不是当代的所谓“直升飞机父母”。这样定义傅雷是简化了他。他写下洋洋几十万言的家书，也不是为了遥控孩子的一举一动。在那个特定的时代，做为一个有责任心有正义感的中国人，一个爱国家爱艺术爱孩子的父亲，傅雷只是尽力去做自己所能做当做的事。更何况，在当年的环境中，在身边可以和他这样平等真诚交流的人也寥寥无几。他的家书，不仅是一位父亲写给儿子，也是一位艺术家写给一个心灵上的朋友，一个心灵饥渴的人写给一个爱的对象。与其说是孩子需要他这样的指教，倒不如说是他需要与孩子有这样的交流和倾诉的机会。当代美国“直升飞机父母”的出现说明了一个问题，无论东方西方，父母为孩子操心，都是他们寻找和建立自己价值感的一种方式。只不过在傅雷的时代像他这样的是极少数的特例，而现代人因为教育程度、思想观念或者经济条件的进步而表现的更加普遍罢了。 大树底下不长草 虽然美国有“直升飞机父母，”但大多数的美国家长对孩子，尤其是对已经成年子女的生活还是干涉不多的。在大学里，很多学生要自己贷款打工支付学费。年轻人前途和工作的选择，婚姻和后代的考虑更是他们自己的事。父母可以提出建议表达期望，可是做选择的权利和自由在孩子身上。就像我的两个在美国出生长大的表弟表妹，一个在纽约当律师，一个在费城做艺术家。当律师的表妹收入不错，当艺术家的表弟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没有稳定的经济来源。说起这个孙子，当妇产科医生的奶奶很是不以为然，总是摇头不已。而父母索性不参与意见。孩子自己选择的道路就由他自己承担。现在律师还是单身，艺术家已经成家立业，并不打算要孩子。我姑姑虽然很想抱孙子，除了干等也没有办法。比较之下，亚洲的“直升飞机家长”不在少数。我念书的时候认识一些亚洲来的留学生朋友，已经20多岁的人了，自己独自在外求学，是很聪明也有相当独立生活能力的孩子。可是有两个女孩每天要给家里打电话报平安，不知道是家长的要求还是自己的需要，连在外出旅行时也不例外。我的印度邻居Tina40多岁了，每天一早一晚要在固定时间给远在印度的母亲打两通电话。如果因为有事耽误了没有及时打过去，她妈妈在那边就会坐立不安，打来电话追问。我不反对家人间彼此联络，可是如果事无巨细都要汇报，天天如此就难免成为一种负担。孩子需要学习独立自主，父母则需要学习放手，因为即使父母的学识再好、见识再高、意见再正确，也不能代替孩子生活。人连自己的命运都不能掌控，谁又能去塑造另一个人的生活呢？就拿傅雷来讲吧，他千叮咛万嘱咐，要孩子好好经营婚姻，可是傅聪和弥拉的婚姻还是以离婚收场。傅聪一生中经历了三次婚姻，两次离异。这其中的甘苦和他所要做出的种种选择取舍，又岂是傅雷夫妇可以预见和改变的？ 西方人很不理解，为什么中国父母有时候恨不得把自己卖了而给儿女好处。与西方国家相比，中国的父母的确特别操劳。父母给孩子的都是自己认为最好的，他们全心全意的付出让人感动。可是自己觉得最好的，并不一定是对孩子最好的。任何觉得只有自己的建议才是对孩子最好的父母，不是高估了自己的能力，就是低估了别的因素对孩子的影响。况且父母对孩子的生活参与过多，通常会造成两种后果，不是养成孩子对父母的过度依赖，就是让他们产生强烈的逆反。小的时候还不妨，父母理应对幼儿恪尽教养之责。到孩子成年以后如果父母还是抱着“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心态，对孩子的一切照顾到无微不至，虽然主观心愿是好的，客观上却会带来负面的效果。最操心最尽责的父母，不见得养出有独立人格和责任感的孩子。“大树底下不长草”就是这个道理吧。 说到底，这还是一个观念和界限的问题。《圣经》创世纪第二章24节上说：“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结合，二人成为一体。”又说孩子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这并不是说成年的子女不需要照顾父母，而是说人在成年以后，需要学习独立经营婚姻和承担家庭责任。对于子女的教育，父母只须尽到管理陪伴之责，并不需要把孩子当成自己的财产和生命的投影。中国古人曾说“子孙自有子孙福，”这实在也是因为他们知道孩子的事，学业也好，事业也好，婚姻家庭也好，主要还是靠他们自己，更免不了其它各种客观因素的影响。为人父母所能做到的有限，就算不放心，也得学习放手。其实如果早些认识到这些，对父母对孩子来讲都是一种解脱。父母自己可以放松心情享受自己的生活，孩子也没有那么大的情感负担，就算犯了错也不会因为怕辜负了父母的期望而避重就轻，报喜不报忧，反而让彼此产生误会和隔膜。总而言之，爱孩子是人之常情，可是我们做父母的，真的应该学习有分寸有界限地去爱孩子。就算觉得我们自己的意见是对的，也应该给孩子留有余地，尊重孩子的个性和特质，给他们自己的空间，甚至给他们犯错的机会。说来说去，我们毕竟是人，上帝还给人以自由意志的选择呢！ 爱中的背影 出于个人兴趣，我读过不少英文非虚构类作品。其中以家庭故事为主题，以父母子女关系为主线的口碑书和畅销书中，没有一本是父母以成功者角度而写的“育儿经验谈。”相反，很多倒是在我们看来的“揭短儿”之作。《玻璃城堡》（Glass Castle）的作者有个任性的准艺术家母亲，和有才华却缺乏家庭负责任感的酒鬼父亲。《俄亥俄狄梵思的获奖者》（The Prizewinner of Defiance, Ohio）里，作者的父亲终年酗酒，母亲靠写广告标语参赛获奖的收入艰难养大10个孩子。当然，这些也是特例。2010年，美国的“故事公司”（StoryCorps）从收集到的40000份对谈中选出关于母亲的回忆，出版了《母亲》（Mom）一书。书中的孩子们讲到母亲对自己的影响大多是积极正面的。让我感兴趣的不是这个，而是来自母亲那一方的回应。面对孩子们的感谢，这些母亲说：“我不知道自己做对了什么。”“我猜是我的运气好，有你这个孩子是上帝给我的祝福。”“你是你自己，你成功了，我不以此居功。你失败了，我也不会替你承担责任。”东西方读者大概都喜欢草根逆袭的故事。酒鬼父亲不是重点，贫穷暴力下长大的童年也不稀奇。不负责任的父母未必就养出不好的孩子，逆境中的成长有时反而让人坚强成熟。在这些书中，让我印象深刻的，是孩子与父母之间真实的生命互动，是彼此之间的平等尊重。父母当然不可能完美，他们和子女之间的关系也是复杂多变的。而这些书里记录的，不是对父母的论断或者褒贬，更多的是直面真相的勇气，在理解中的接纳，还有彼此不以成败论英雄的坦然；这些，也许比所谓的“育儿经验谈”更触动人心吧。 我想，做为父母，爱孩子几乎是一种本能。可是如何爱，就是一门学问了。必须承认，做为父母，我们也不是那么有智慧，天生就知道如何去爱。我们自己也是一个有限的人，希望给孩子最好的，可是不知道什么是最好的。或者给了我们以为是最好的，而这好的东西对孩子到底有没有好处也不确定。我们的爱不完全，因为我们自己本来就不完全。我们会犯错，就像孩子会犯错一样。如果我们不把教养孩子当成一个证明自己的项目来完成，而是当做一种自我发现自我成长的生命体验来经历，那么，我们就可以更少负担地去爱，我们和孩子之间的关系也可以更真实自然。孩子固然渴望被爱被接纳，做为父母的我们，也有这样的渴望啊。为人父母的总觉得是自己在教育孩子，其实从生命成长的角度来讲，父母和孩子之间可以彼此滋养，一起学习接纳自己，尊重别人。 … Read More

文/夏洛特（台湾传道人） 最近周遭许多朋友都大受内伤，心中满盛苦毒，看了着实令人心疼。而许多朋友们面对这些伤害的回应，也勾起我过往的诸多回忆。想想我自己，该是那个非常能体会这群朋友们所受苦难的人。即便许多朋友常常看见我脸上挂着灿烂的笑容或一副人畜无害的“天真”模样，老觉得我八成没经过啥磨难，所以喃喃不止关于我的“人畜无害”，觉得真应该把我投进炉里熬一熬。我也只能两手一摊…… 老实说，在这近六年内，我曾经经历过两次生死一线的大事，都差点让我“香消玉殒”在这世上。如果不是上帝的手介入，我想我早已不在人世，已是回归尘土一抔，淹没在荒烟蔓草间。如果要我说为何没事还活得好好的，最后得到的结论是：因为上主深爱我，祂还要用我，就这么单纯的理由而已！ 将时间光谱拉至永恆角度 在经历这些生死大关后，很奇妙的，上主同时也给我许多领悟祂真理的机会——突然间多了许多教导学生圣经“诗歌智慧书”的机会。你理解的，要教导人之前，我们自己要先被这些真理得着，教导起来才比较具有说服力。 当我频繁地在不同的时间、地点、以及在不同人群中教导“诗歌智慧书”时，这每一次的机会都促使我不停地思想关乎人生的议题。透过亲身经历重大苦难、沉思及教学中的领悟，这一道道的人生难题，就像是打虚拟游戏、进行破关任务般，似乎随着我诠释人生的角度变得丰富、活络、富色彩、积极而更加具有弹性。又或是因着我改采用超广角镜头，而不再只是单纯用标准镜头来诠释而更加宽广，甚或是我将诠释的时间光谱拉远至一个永恆的角度，而不再是定焦在“某个特定时点”来诠释而更加贴近人生的真实。令人惊艳的是，这一道道关卡就这样一一攻破，破关者当然取得各个关卡所赋予的宝物与能力。 对于人生各种景况的诠释，也就是我怎样看待这些单一事件或是整体景况，都会决定我的幸福感知能力。如果我明知某一种诠释事情的角度，频繁地让周遭环境所发生的各样事情成为我前进的拦阻或阻力，同时也让我感受到更多的自我否定及铺天盖地而来的痛苦，那我真的需要停下来想一想，持续这样的角度来进行诠释是否不智。 人都有罪，我们在主里都是蒙恩的罪人，偏偏我们都被圈在一起，彼此互磨互熬。如果，你跟你不喜欢的人绑在一起，难道只有互博相杀一途才可以挣脱捆绑你的枷锁吗？这样最终只证明黑暗胜了，撒旦赢了！最终两败俱伤，偏偏全盘皆输是黑暗、撒旦最想见证的“真理”（对黑暗、撒旦来说，它所说的是它所认为的真理）。我们不是也都来习得真理吗？而我们的言行终将告诉别人我们是属于哪边真理的拥护者！ 成为我前进的助力 在经历诸多人生困境及磨难，我顿悟、发现自己以前对人生事件及景况的诠释是深具问题的。历经长期深思后，如何让我对人生各种景况的诠释成为我前进的助力及推进力，已然变成我的人生诠释学的重点。如此操练一年有余，幸福感知能力确实变强，也比以前的自己更加柔软、宽广，深度与弹性渐渐让我更有能力回应许多的困境。当前若再次遇到挫败，并非真的毫无怨言，然而会更快转换心态，调整到更好的状态。 若要说这多年来苦难的操练，让我发现或取得什么重要的宝物或能力，应该会是： 1.平常顺境时，我们最喜欢感恩，很容易就看见上帝在这当中。那我们就学习抱持有始有终的心态，在困境中，更要看见上帝在这当中，不要一下就否定祂的同在，因为祂一直同在，因而我们还能因为祂的同在而感恩。不管在顺境或逆境中思想时，都要容让上帝存在你的思想范畴中，不要轻易认定祂在我们痛苦时缺席。 2.自我中心的思维总是祸害他人，也会反噬自身；换位思考真的是需要的。 （1） 真正经历过类似困境的人，确实较能体会或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 （2） 随着世代的更替交迭，目前面临的困境，需要进行的换位思考已不仅仅是设想我是“那人”的换位思考就可以面对，而是要设想“如果我是‘这人’，我在他所处的‘制度、体系、环境或结构’”下，我还能说自己可以断然做出跟他不一样的决定吗？我真能做出比他更妥适的决策吗？ 3.我的反应（对各种环境、困境或人际）＝回力镖，最终都会回到自己身上。所以，学习宽容点看待他人，因为“善待别人＝善待自己”。 4.这世上物以稀为贵，猜猜：是仁慈的人较为稀有，还是聪明的人较为稀有？“仁慈”真的比“聪明”更重要。一个人的“仁慈（良善）”总是胜过所谓的“聪明才智”，一个人用聪明才智面对这社会、人际与困境，却少了仁慈的话，那这个人究竟是聪明还是愚蠢？我相信，一个人的仁慈（良善、宽容）可以看得出一个人的身量与智慧。 5.我们需要让自己的“人生的诠释学”为我们的人生效力，成为我们人生当中的助力与推进力；而不是让它们成为我们服事、生活或面对任何挑战的阻力。 6.弹性的操练比起我们照章办事、不敢破坏规矩、中规中矩地完成某项事工还要重要；个性太硬或太固执，往往不令人意外地成为各种关系里的杀手。 7.学习“健康的”沟通。啥是健康的？看场景吧，能彼此愉快地达到沟通目的的，应该就是健康的沟通吧。“不沟通”某种程度上对任何关系都是深具杀伤力。华人的面子文化有时会成为沟通的障碍。面子确实很重要，对吧？然而，有时候，换个角度想，既然面子重要，那是不是有时把我们最看重的东西放下，反而会为我们跟他人的互动或关系带来意想不到的突破及恩典。 但求借镜个人往事为殷鉴，希冀鼓励目前受挫或大受“内伤”的基督徒朋友们，在上主的恩典里继续勉力前行，深信有更多恩典在前方等候诸位，共勉之！ （此文亦刊载在2019年7月14日《星洲日报》“生命树”，篇名为《我思故我写》）

翻译：陈康胜 你可能不知道，第一本马来文圣经先是以爪夷文书写，然后才用罗马拼音翻写。 1628年至1638年，世界上第一本马来文圣经出版，荷属东印度公司的商人鲁意（Albert Cornelius Ruyi）出版了以爪夷文书写的《马可福音》与《马太福音》。 1646年，东印度公司文员约翰（Jon Von Hasel）加添了《路加福音》和《约翰福音》，四福音一起出版。1651年，佳士都牧师（Justus Heum）添了《使徒行传》。1652年，约翰和佳士都译了《诗篇》印行。1662年，东印度公司赞助印刷了但以理牧师（Rev. Daniel Brower）翻译的整本新约。 1691年，由雅加达教会指示，并在东印度公司赞助之下，雷德克博士（Dr. Melchoir Leidekker）开始翻译整本圣经。但在1701年，雷德克去世，工作已完成90%。最后由彼得牧师（Peter Von der Varn）接手完工。1738年，印行雷德克的罗马拼音版马来圣经译本。 1758年，雅加达印行爪夷文版雷德克译本，一直作为标准版本，直到1916年（在印尼）以及1853年（在马来西亚）。 1817年，英国圣经公会在印度印行修订的马来文新约，由圣公会牧师罗伯哈清（Robert Hutchings）修订雷德克译本而成。1821年，新旧约版本印行，但除了在槟城以外，并没有普遍发行，后来也没有再版。但这却激发了后来修正译版和大量发行的努力。 1852年，班杰明（Benjamin Keasberry）使用罗马拼音的马来文新约译本在新加坡印行，并发行到马来半岛、婆罗洲和苏门答腊。1856年，此译本以爪夷文出版，发行到马来半岛、婆罗洲和苏门答腊。 1870年，荷兰圣经公会出版哥尼流（Cornelius Klinkert）译本，依然是用罗马拼音书写。 1900年，圣经公会聘用邵叻别，他就开始翻译，并认为马来文圣经主要是给马来人阅读，所以新的翻译采用爪夷文。1912年，邵叻别的爪夷文马来圣经出版了。 1958年，印尼圣经公会出版了韦然翻译的新约和邵叻别等人的旧约之修正版。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圣经翻译成马来文的工作就告终止。 1969年，马来西亚、新加坡和汶莱圣经公会推动以大马国语翻译圣经。新的后代基督徒多数受国语教育，因此需要国语圣经，以爪夷文和罗马拼音写的过时单张和书籍都不再出版了。 1987年，国语新旧约圣经（Al Kitab）（今日国语版）由新加坡、马来西亚和汶莱圣经公会出版。 （编按：本文整理节译自Robert Hunt撰写之“The History of the Translation of the Bible into Malay”一文，以原文为准。）

文/林顺开（宣恩堂主理牧师） 有没有听过一些基督徒说出这样的话：“我信的上帝都没有保护我，生活一直都不顺利！”、“如果耶稣真的那么灵验，那祂就应该能够医治我的癌症，让我完全康复，我就忠心信耶稣！”、又或者有人这样说：“如果上帝不医治我的病，我就去拜别的神。”我对这些话的回应是：人生有祸患是在所难免，可以预防，但不能绝对避免，这个定律是适合在任何一个人身上。对于基督徒来说，我们应该以“即或不然”的信仰观念，来看待人世间的许多病痛和苦难，还有许多不如意的事情。 但以理书第三章提到但以理的三个朋友：沙得拉、米煞、亚伯尼歌，因为不愿意向尼布甲尼撒王所立的金像下跪，最后被带到尼布甲尼撒王面前审问。他们对王的回应是：“即便如此，我们所事奉的神，能将我们从烈火的窑中救出来。王啊，祂也必救我们脱离你的手，即或不然，王啊，你当知道我们决不事奉你所立的金像！”（但三17-18）最后他们被丢进烈火的窑中，上帝施行拯救，让他们在火窑中仍毫发无损。但以理这三位朋友和王的对话中表达了基督徒应该有的信仰，就是： 1.除耶和华以外，我们不可跪拜别神。 2.我们的上帝是全能的，祂一定能拯救我们脱离火窑的审判。 3.就算上帝没有拯救我们，那是上帝的心意，我依然不会跪拜别的神。 这就是“即或不然”的信仰，我相信，信上帝是全能者，祂当然可以拯救我脱离一切苦难，就算上帝没有拯救我，我依然相信我的上帝对我的爱永不改变，祂是又真又活的神，值得我们信靠的神。其实，贯穿整本圣经我们不难发现，基督徒的信仰应该是“即或不然”的信仰。 把主权交给天父 有一位麻风病患俯伏在耶稣面前，做了“即或不然”的祷告，说：“主若肯，必能叫我的得洁净”（路五12），“若”的意思就是“如果耶稣你愿意”； “必能叫我的得洁净”这句话宣告上帝的全能，同时也把医治的主权交给耶稣基督。可是往往一些基督徒生病时的祷告是：“主啊，祢一定要医治我，不然我就……”这种祷告俨如你在命令或威胁上帝要替你办事。 耶稣基督在客西马尼园“即或不然”的祷告：“父啊！你若愿意，就把这杯撤去；然而，不要成就我的意思，只要成就你的意思。” （路廿二42）耶稣的祷告很真实地把人性的软弱向天父敞开，但却把主权交给天父，愿意顺服走十字架的苦路。 至于使徒保罗，他三次祷告神挪去他身上的一根刺：“又恐怕我因所得的启示甚大，就过于自高，所以有一根刺加在我肉体上，就是撒但的差役要攻击我，免得我过于自高。为这事，我三次求过主，叫这刺离开我。（林后十二7-8）”上帝的回应是：“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圣经学者无法具体的证实保罗身上的刺是指什么，不过保罗既然祷告要天父挪去那根刺，必定是不好的“东西”）保罗初期的侍奉记载了他靠着上帝的能力行神迹奇事，医病赶鬼，何以在他身上的一根刺，他自己竟束手无策？其实不然，而是保罗持守“即或不然”的信仰，就算上帝没有挪去他身上的那根刺，他依然忠心服侍神。 慢慢适应“单眼”的生活 2019年是我人生经历“即或不然”的信仰操练，从三月到七月之间，我的左眼因为视网膜破裂及脱落，共动了两次镭射手术，三次的视网膜手术。每一次手术之后不到一个月，视网膜又开始破裂脱落，左眼从原本的视觉明亮，到最后的模糊不清。整个过程我的祷告从“主啊，求祢医治我的眼睛。”到最后顺服的对神说：“主啊，若你肯，必能叫我得医治，我需要学习即或不然的祷告”。 左眼的最后一次手术后，我依然不能完全恢复原来的视力，以致我的视觉少了3D的距离感，因为视力都是靠健康的右眼。当我扫地把畚斗倒进垃圾桶时，发现垃圾竟然倒在垃圾桶旁边；当我要从桌子上拿一杯水来喝时，手指不小心就伸进杯子里去；跟别人握手时，我的手却只碰到对方的手指头；甚至连再平常不过的驾车泊车，或是穿针引线的基本小事，也变得比以往更困难。 生活因为眼睛的问题起了很大的转变，我学会“即或不然”的信心。心理上我用了一些时间调整自己的心态。感谢主，祂的话语安慰了我。正如（林后十二9上）所说的：“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上帝让我慢慢适应“单眼”的生活，几个月来慢慢操练学习自己开车，之后连白天或晚上开福音车也没问题。除了打乒乓球偶尔会被六岁的女儿“欺负”之外，基本上生活作息与正常人一样，真的是上帝的能力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 “即或不然”的信仰让我可以宣告，就算上帝没有医治我的眼睛，我仍然要继续依靠祂，忠心的服侍他，并一生认定祂是我的主，我的神，我的救赎者。

图文/蔡颂辉（德国宣教士） 最近和同工聊起所认识的教会牧者的状况。我谈到一位许久未见的传道人，他在原居地牧养过教会，后来举家搬到宣教工场去。在宣教工场上，我和他们一家曾经短期一同住在同一个屋簷下，并一起在同一个教会配搭服事。那是二十一年前的事了。后来我离开了那工场，该传道人一家不久也离开了原来的事奉岗位，但仍留在宣教工场寻找其他事奉机会。有一次我们在街上巧遇，他看起来神情低落、面容憔悴，谈起来才得知那是因为他已经有好一段时间找不到适合的事奉岗位，一家人生活和经济来源的不确定性成了一个极大的担子。又过了几年，我听说他们已经搬回到原居地，那传道人也不再全职服事，改当中医去了。 谈到这里，和我聊天的同工也说，她认识的一位传道人去邻国当了巴士司机，还有一位改送比萨饼去了。 问题到底出在哪裡？ 你以为我们在讨论传道人的软弱吗？不是的。当然，我相信这些传道人个别有自己的问题，就好像我们也有自己的问题一样。但我们谈的话题焦点是：是不是每一个有全职事奉心志的人都适合当传道人？ 我相信，除了上述谈到因事奉上的挫折而离开岗位的例子，还有很多实际上并不适合却仍然咬紧牙根在死撑的传道人（说好听就是“忠心到底”）。他们多年来在一个教会里守着，也有些一直不断更换教会，他们做着例常的服事（讲道、开会、辅导、探访……），一有机会也参与各种研习会，以学习新的牧养技巧和策略。 但是长久下来，事奉没有果效、讲道也不怎么样、人际问题不断，而且自己更是做得不开心。想过离开，却基于现实生活问题以及害怕造成不良见证而不敢改变，可能连自己也不知道不做传道以后要做什么。 问题到底出在哪裡？ 更新“全职事奉观” 撇开传道人个别的问题不谈，我认为教会有必要重新反思和更新我们的“全职事奉观”。多年来，传统教会都把“全职事奉”和当传道牧师等同。一但有弟兄姐妹有感动要全职，教会审核之后，就推荐他们去读神学，然后期待他们回来或出来当牧师传道。有少数会支持他们当宣教士，但往往工作性质和一般传道人差别也不大。 可是，全职事奉难道就只有这一条（或既定的几条出路）吗？上帝给每一个人不同的恩赐，也带领他们有独特的生命经历，难道非得要把他们硬塞进传统对牧师传道的模子中吗？世界有不同的需要，为什么教会不能提供更多元化、更有创意的出路呢？ 感恩的是，笔者也发现身边有少数正面的例子：有事业成功的弟兄积极投入职场宣教；有人带领青少年进行体验教育，建立他们的生命；有个家里有特殊孩子的家庭，开设事工服事有特殊孩子的家庭；有个弟兄专做扶贫和赈灾的工作，并招揽企业界在经济上参与他们；……（这些人中有的是带职、也有些是全职；但对于全职者，经济筹募一直都不容易）。 对于这些人，教会岂不应该实际出钱出力去支持他们，让他们在所服事的领域也可以“全职”？强调这一点，是因为虽然有各类事工正在进行，但是教会往往只是将他们视为一个“事工”罢了，很多投入这些服事的同工都必须自己另外谋生，再另外抽时间从事这些服事，因为靠它们完全无法吃饱饭。如是这样，教会就不必期待基督教的事工和影响能带来多大的影响。 以笔者所从事的漫画事奉为例说明。教会是否愿意支持一个肢体或团队“全职”去做漫画事工？至少我没遇见过，连支持全职去作音乐服事的也很少。往往教会所期待的，就是这些人“免费”替教会服事，把他们当作教会中的一个事奉。这样有问题吗？没有，我相信很多有恩赐的弟兄姐妹的确愿意这样事奉，因为都是为上帝、为教会做的。 然而，这样下去，我们就别期待将来这些事工的未来会比现今状况有多大的突破，更妄想要给社会带来所谓的“翻转”。原因很简单：假如我们期待基督教作品对社会有更大影响，我们就必须有更多产量；要有更多产量，投入这些服事的人就必须投入更多时间和精力，甚至把它们当“全职”来做。如果全职去做，他们靠什么吃饭？谁养他们？既然教会不愿意养，为了谋生，他们只好去做其他的工作，等“有空了”或在不影响工作的情况下，努力挤出时间来做。能够想像，他们的时间、精力、创意已经所剩无几。若继续以这种模式下去，教会期待基督教的作品能与世界竞争？……做梦吧！（我不是在为自己说话，坦白说我没想过要当全职福音漫画家，但不排除教会中有人有这种理想） 今天，在教会各个角落都隐藏着不同的人才，也有很多爱主的弟兄姐妹，在他们工作和生活之余，仍付出最大的努力去投身在他们心中有负担的服事上。他们这样做，是因为他们爱主、他们爱神，他们的生命对召他的主存着梦想，教会愿意让他们也“全职”吗？ 教会的心意不应该只想等他们要当传道人的时候才支持他们，这样做，所违背的不仅仅是他们心中的异象，更是与上帝对他们生命独特的带领背道而驰。不要误会，作为一个全职牧者，我当然知道全职牧者和宣教士有多缺，但我们务必寻找适合的人选（我相信这样的人也不少），而不是用同一个模子去把各种人才都打成同一个形状。 我真心期待，基督徒的全职事奉有百花齐放的一天。 （图文转载自https://www.facebook.com/cartoonsforfaith，蒙作者应允转载。）

文/陈倩明（诗巫卫斯理堂本处传道） 小孩子在哭闹，喊着说，“我需要吃巧克力”；少年人说，“我需要玩电玩游戏”；成年人对家里的人呼喝说，“我需要安静，不要来烦我”。现代人常把“需要”这两个字挂在嘴边，认为只要我说是自己的需要，身边的人就得满足我的需要。 现代心理学也流行一个观念，认为我们心理的需要若没有被适当地得到满足，我们就可能一辈子受伤受挫。也提倡每一个人心里头就如一个空杯的图像，等待被填满着。然而想深一层，这真是我们的光景和需要吗？生理的需要如：食物、水、医疗等，固然是必须被满足，不然会没命；但假如把打game、发怒骂人、舒缓情绪、自我享乐、自尊自大、自我实现等也说成是一种需要，就有太大的偏差。 也许，首先得认清我们是如何被造？我们是按着上帝的形象造的，上帝的形象是荣耀的光辉，我们不是被造有心理渴望的人。这是我们先前被造的光景，但是我的“需要”，我的“受伤处”又如何解释呢？当我们始祖犯罪的时候，罪进入世界，也影响了全人类。我们不再有上帝起先造我们的美好形象，那形象已经蒙上羞耻和被扭曲。很多事情和想法，其实都是变质了，变成自己内心的欲望与苛求。我们诉求的不再是彰显上帝的荣耀，乃是自己的荣耀。 在堕落之前，我们的心是主动地去亲近上帝，去爱祂，去喜悦祂，听祂的声音；堕落之后，我们的心变得主动地去听自己的声音，高抬自己，忙着为自己制造偶像。我们把自己的欲望高举成需要，开始追求满足自己的事，有时是以不折手段的方式去争取，但更多时候可能是以一个受害者的形态去迫使对方满足自己的“需要”。 看清自己属灵的光景 回到根源，我们确实是有需要，我们需要悔改来到上帝的面前。我们需要上帝因为我们有属灵的需要，我们需要上帝因为生命之本就是祂。我们不单切切地需要上帝，也需要彼此，但不是用来满足自己的需要，在相互的关系里，人与人的关系绝对不是来填满自己的空杯，乃是要共同反射上帝荣耀的形象。 这观念——我们同为背负上帝形象的人而不是要被满足的空杯——能翻转我们面对人生艰苦的时候，能转向上帝的伟大和看清自己属灵的光景。主耶稣基督的福音带来的，不是使我们好过一点，自身的情欲和私念得以满足，而是使我们共同活出荣耀上帝的生命。

文/郑仁娇（诗巫新福源堂） 人人都有家，家是孕育我们长大的地方。至于家是否都可以成为安乐窝、避风港则不尽然，因而许多人常唱“今天不回家”、“家家有本难念的经”。然而，无论家是什么样的情况，一旦离家谋生、深造或旅游，难免会想家；只要每个人都努力经营家庭和乐的关系，皆可体验回家的感觉真好！ 我在凯胜数飞机 自今年二月“凯胜之家”搬进乌也路九哩半的新中心，我跟着老伴也住进来，于是凯胜成为我们的第二个家。一天当中，不知多少次听到飞机从屋顶飞过，载着许多游子回乡，抑或是观光的游客们抵达诗巫机场；即将着陆的时刻，可以想象那种兴奋的心情难以言喻。 尤其是清早分组查考圣经的时段，从课室往窗外眺望飞机预备降落，我的心不觉也跟着兴奋。我试着数，一小时里有多少班的飞机？可一心不能二用，心想改次索性跑去机场的飞行告示牌就会清楚了。 渐渐地，我发觉不只是归程航班，也有一些出发飞行的航班。根据学员们的经验，甚至听飞机的声音就可以辨认是亚航还是马航呢。我在凯胜数飞机的日子久了，耳朵却也没那么“敏感”。倒是除了自修阅读做功课、给予一些专题讲座之外，随时聆听学员的心声，了解他们的家庭背景与过去艰涩的成长岁月。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 记得有一次在饭厅，跟着两个学员在清理蔬菜，谈起了各自的生命历程。他，小学六年级第一次碰毒，是他表姐给的。她说，服食之后会变得聪明又有记性，应付小六会考，获得好成绩。于是就那么一次上了瘾，直到来“凯胜之家”，已经吸食毒品5年。他告诉我，如今表姐已经瘦得不成人形、精神错乱，流浪在街头，听了真难过。女子福音戒毒事工刻不容缓啊，但有谁愿意回应主呼召，委身于此呢？ 一个在领养的家庭长大的学员告诉我，他13岁就辍学，交上损友吸毒便离家多年。被领养的孩子对自己的身份往往无法认同，对自己的身世总觉隔一层纱，一生迷惘困惑。既觉被亲生父母抛弃，亦无法感受养父养母的亲情，反而因着偏见，对他们产生种种不满的情绪。他说后来他体悟他们的爱，对他视如己出，知道他们四处寻找他的下落、接纳他，并且把他带来凯胜塑造生命。 最近接受洗礼的学员写下个人经历上帝的生命见证，他们在圣经真理的引导之下，如浪子有所醒悟，之前痛恨父母，如今愿意与家人恢复和好的关系。 《走出伤痛破茧重生》作者许瑞云医生写下这一段的话，指出要走出家庭的创伤，“只有爱才能和爱相互汇聚，生气只会把彼此推得更远。家人之间懂得同理、倾听和善意表达时，爱才会流动。有了爱的流动，生命就能感到幸福、快乐与祥和。人生苦短，与其耗费时间在痛苦怨恨的回忆中，不如选择重新学习、创造美好的关系。” 是的，选择重新开始，建立美好的关系。因着十字架的大爱，纵横关系得以建立，与上帝与人和好，透过大家对他们的关爱，领受上帝的恩情。 回家的感觉真好 生日的那一天，一个凯胜弟兄递给我一张卡片，写着感人的祷文： “亲爱的阿爸父，1950年6月17日，因祢的恩典让这位善良的师母临到这个世上，并且与牧师一起来用祢的爱来爱我们这班孩子，我也相信上帝拣选了牧师和师母，上帝就会保守和赐福这两位阿爸父的仆人。愿阿爸父，愿祢大能的爱，给他们有健康的身体，我们感谢祢爱我们每一个人。愿他们一生蒙福，也希望一生与他们同在。我们爱祢，阿爸父，祷告是奉祢爱子耶稣基督名求的，阿们。 这是一个吸毒者走在回家的路上所写的。毒瘾难戒，唯有与神与人建立和好的关系，才能得享归家的喜乐，体认回家的感觉真好！ 编按：凯胜之家是马来西亚基督教卫理公会砂拉越华人年议会于2013年成立的一所福音戒毒及生命塑造中心。

文／余家振（诗巫锡安堂主理牧师） 法庭里有起誓作证的动作，圣经中一些地方也记载有发誓的例子（民卅2；申廿三21）；可是，同时圣经也有话说：“你们的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若再多说，就是出于那恶者”（太五37），而主耶稣更曾斩钉截铁地说什么誓都不可起（太五34）。面对可否起誓的两相矛盾，基督徒如何是好呢？ 基督徒的起誓会牵涉到十诫，那是因为基督徒的起誓是向上帝起的，是要向上帝谨守的（太 五33、34下-36）——我们用上帝来做评断人。然而，查考太5经文的背景，我们发现主耶稣其实是回应当时代普遍起假誓的情况；在太五33-37中所指的誓言是表里不一的誓言——也就是主耶稣说“什么誓都不可起”是指不可起表里不一的誓。换句话说，如果是内外一致而且没有意图欺骗的起誓是容许的。所以，公共领域，如：法院、就职等的誓言并没有犯十诫。 无论如何，基督徒应该表里一致、言行一致，不必靠起誓来取得人的信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