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黄秀锦（年会宣教士） 泰南合艾是个充满偶像，满天神佛之地。大家相信多一个神保佑都是好的，终有一个神是“对的”！合艾是个基督徒不到1%的城市。 在圣经使徒行传十七16-32，保罗在雅典城市看见满城都是偶像，内心十分愤激。保罗抓紧机会先到会堂里和犹太人及虔诚人辩论；并且天天在市中心和所遇见的人辩论。同时也有些哲学家跟保罗争论，他们在辩论保罗所传的新道理，因为保罗在传扬耶稣复活的道理。我们看见保罗在充满偶像的雅典传扬耶稣复活的道理带来了什么结果？32-34节，我们看见有人讥笑他，有的想继续听，有的人接近他并且信了主。这段经文让我们看见传福音但也有可能会面对拒绝、讥笑、想听的人，甚至有人信主的结果。 2016年开始，我们接待从母会来的短宣队，两年来我们共接待了6队。队员们多表示来短宣之前，得知其中一个服事是分发福音单张，那时大家都觉得分发福音单张是“很简单”的服事。奇妙的是，最后一天分享心得时，大家却异口同声“最简单”的服事――分单张，却带给他们最大的冲击。 记得刚来合艾的时候，我跟大家一样害怕分单张，特别是在语言不通的环境里。我特别怕被拒绝，更怕那些不但拒绝，还会给我脸色看的人。而我们接待的六队短宣队则表示，因为宣教士在第一天简报时，就告知大家一定要分完福音单张，没分完的话，大家不能如期回国。正因为“宣教士”说的，所以让大家非常“战战兢兢”，努力地去分。不但这样，后来几队还被宣教士要求一定要把福音单张分给人，而不是放在店门口或车镜前。因着宣教士的要求，大家“被迫”一定要脸带笑容，行合十礼（在泰国见人的基本礼仪），然后亲手把福音单张交给对方手里。虽然过程也会面对拒绝接受的人，但大家靠着圣灵的能力，都很喜乐地把手上2000多张单张，分给了泰国人和外地来的旅客。 世上最好的礼物 有的队员因为语言不通，不知道对方在拒绝他，就继续给对方单张，跟对方笑笑，行合十礼走了。有的队员没分过单张，很努力祷告要勇敢分单张，终于在第三天分了人生第一张，而且对方欢喜接受。有的队员分给对方单张，对方竟然很有兴趣想知道福音，就请宣教士帮忙来讲福音。有的队员表示从来没这么“大胆”地在满天神佛面前分单张……这些过程都让队员们感受到祷告的能力和圣灵的同在，甚至带动了所有队员在分发福音单张之前都先主动祷告交托。我觉得特别感恩的是，原本大家都觉得分单张是不起眼的服事，到最后却是因为分单张的服事，让大家经历圣灵的带领，并跨越传福音的心理障碍。 我认为基督徒可以学习在任何环境都分发福音单张，比如：买东西付费的时候，可以把福音单张交给对方（一定要是对方看得懂的语言），圣诞佳节送礼物的时候可以加入福音单张，农历新年送红包的时候可以加入适当的福音单张或金句卡，当老板的给下属薪水时不妨多给一张福音单张，同事之间送礼物的时候也可以夹着福音单张等等。 毕竟主耶稣基督就是世上最好的礼物。我们不用担心“结果”会怎么样？因为圣经使徒行传十七 32-34节已经让我们看见传福音的结果：有面对拒绝和讥笑，但也有想听和信主的人。让我们像保罗所说的那样，这有何妨呢？或是假意，或是真心，无论怎样，基督究竟被传开了。为此，我就欢喜，并且还要欢喜（腓立比书一18）

文／叶永盛（台北真理堂全职同工） 我们提过，主后1500年之时，原来以涅斯托留派为主的亚洲基督教在伊斯兰势力及中华民族主义抬头下，龟缩到西亚山区及印度海岸这两块“飞地”，等于回到主后一世纪时亚洲教会的版图。印度海岸的多马基督教会后来与葡萄牙天主教接触后组织崩解，但在西亚山区的基督教会又如何呢？与此同时，继天主教各差会航向四海后，更正教在主后1500-1800年间在亚洲又有何作为？以上即是本篇要探讨的故事。 西亚陆上的基督教飞地 主后1500年的西亚由奥斯曼土耳其（逊尼派）及萨法维波斯（什叶派）两大穆斯林帝国统治。前者对基督徒采取较严酷的政策，迫害含犹太人、什叶派穆斯林及基督徒等宗教少数；后者则对宗教少数较温和，但也是采取怀柔控制的政策对付他们。涅斯托留教会为了避免教会被操纵，放弃了主教选举制度，而以临终主教指定家族继承人的世袭制度取代，结果导致教会分裂成“迦勒底派”及“亚述派”的结果。 最后，“迦勒底派”与罗马天主教复合，是为“迦勒底大公教会”（Chaldaean Catholic），但仍保留以叙利亚语及原有仪式崇拜的自由。天主教以这些复合教会的教区为基地，派遣差会向萨法维波斯扩张势力，但在穆斯林政府敌视下并没太大成果；事实上天主教徒甚至不被视为宗教少数而被政权保护。因此，在亚洲海上叱吒风云的天主教，很快地就从西亚陆地上铩羽而归。 不过在西亚受逼迫最剧烈的是亚美尼亚基督徒。这个民族自从主后300年由国王提勒达斯（Tiridates）带领举国归主后，一千多年来藉着基督信仰、民族忠诚、种族认同三元素形成一个单一基督教民族；即使他们曾经失去独立王国的地位，也不曾失去亚美尼亚人及基督徒的身分认同。换言之，不论有没有国王，他们都坚守用自己的语文来敬拜上帝。在奥斯曼土耳其及萨法维波斯两大帝国争霸下，他们受到双重逼迫；而天主教也试图诱使他们改宗，但这一切都不改亚美尼亚人的信仰情操。相反地，部分来到印度的亚美尼亚商人却享相当高的社会地位，成为外交官、士兵、军备商等，也受到印度蒙兀儿帝国苏丹的礼遇。 亚洲海上的更正教先驱：荷兰与英国 最早出现在亚洲海域的更正教国家是荷兰。主后1590年，加尔文宗的荷兰脱离天主教的西班牙独立后，这小国迅速建立了自己的海上强权——荷兰东印度公司（Vereenigde Oostindische Compagnie，简称“VOC”）到亚洲探险。主后1600－1660年间，荷兰人首先佔据安汶岛（Amboina）及巴达维亚（Batavia），将葡萄牙人逐出印尼群岛，甚至把葡萄牙人逼出斯里兰卡及马六甲；后来虽然在澳门被葡萄牙人击退，但却据有了福尔摩莎（Formosa，即今天的台湾），随后荷兰更取代葡萄牙人在日本长崎的地位，并在印度逼使葡萄牙人退守到果亚一隅。 荷兰人到亚洲来的目的主要是贸易而不是传教，这跟天主教的西班牙、葡萄牙把传教狂热与扩张帝国结合在一起的策略不同。因此，荷兰对其殖民地的宣教并不热衷，即便聘用神职人员也仅止为荷兰基督徒提供服务而非宣教。其中原因，一方面是荷兰受当时欧洲一些错误神学的影响：认为使徒们已把福音传遍天下，但世界各族拒绝了，所以没有必要再多费唇舌；另一方面就是出于荷兰东印度公司自己对商业利润的贪婪——为此只要对公司有利益，它可以明文禁止把穆斯林归化基督教，甚至与当地苏丹结盟。 尽管如此，仍有不少富有宣教热诚的神职人员勇敢地在体制内有所发挥。在印尼，他们当中有人学会马来语，并用罗马字母翻译整本马来文圣经。其中在巴达维亚服务九年的犹士都●伊尔纽斯（Justus Heurnius）不仅相信当代信徒也负有宣教使命，自己更搭船到外岛探访。在福尔摩莎，岛上的原住民仍属泛灵信仰且其政治组织较简单，所以荷兰直接统治并肩负教化工作，神职人员较能有所最为。在干治士（Georgius Candidius）和尤罗伯（Robert Junius）两位牧者努力下，带领了许多部落归主，也为他们创造文字及翻译圣经。他们的继任者安东尼●亨布鲁克（Antonius Hambroek）牧师原本还将开设神学院，但后因郑成功进攻福尔摩莎赶逐荷兰人，亨布鲁克做不成神学院校长，反而成为福尔摩莎的殉道者。郑成功佔领福尔摩沙时，岛上基督徒约1万7千人，但在郑氏及之后清廷逼迫下，这里的教会组织及信徒荡然无存。 在斯里兰卡，荷兰的宣教工作非常受限，因为荷兰是与岛内佛教王国康提（Kandy）一起合作，才把岛上的葡萄牙人赶走的，所以并未对岛上佛教徒有进一步宣教行动。不过荷兰人倒是很积极将天主教赶到岛外或将本地天主教徒改信更正教；并对天主教徒及更正教作差别待遇，让天主教徒在岛上连佛教徒的地位都不如。主后1796年，英国人将荷兰人赶出斯里兰卡时，岛上更正教徒约有30万余人，但这许多受洗的信徒当中，只有500多人承认自己的教会会友！ 英国东印度公司（British East India Company，简称“EIC”）与荷兰人几乎同时来到亚洲，但比荷兰东印度公司更加重视商业利益：规定英国教牧人员仅能服务外国商业及军事族群，禁止直接和公开宣教，甚至反对及拦阻宣教士入境，以免引起骚乱影响公司的利益。直到主后1813年，著名的议员威伯福士（William Wilberforce）在国会催逼公司，才放宽宣教士入境的许可。 北欧之光：丹麦哈雷宣教团与莫拉维亚弟兄会 荷兰与英国的更正教似乎差强人意，但北欧宣教团补强了这缺憾。在丹麦国王腓特烈四世（Federick IV）呼吁下，出身哈雷大学的路德宗宣教士齐根巴格（Bartholomaeus Ziegenbalg）到丹麦在印度东南的贸易港特兰奎巴（Tranquebar）；他努力学习当地语言并热情传教，还勇敢进入特兰奎巴以外的地方接触当地人，得到很好的反应。他也积极地翻译及发送圣经，并成立神学院培训当地门徒。其继任者史瓦茨（Christian Friendrich Schwartz）以其忠心、不偏不倚的判断及对贫穷人的关怀赢得了印度人及英国人的好感，甚至去世时印度拉惹下令为他立碑纪念。那时路德会信徒约有2万人，而哈雷宣教团仅57人在此服事（其中42人死在印度），却带出了这福音的果效。 在这之后，同样源自路德宗敬虔主义的莫拉维亚弟兄会根据圣经的启发，迅速向美洲、非洲、亚洲差出宣教士。主后1760年，他们在印度不远的尼科巴群岛（Nicobar Islands）建立工作基地，但是他们主要并非建立新教会，而是在既有教会中默默建立小组，藉着读经、祷告、传福音充实信徒灵性生活。而40多年，无怨无悔地服务使他们成为了“隐藏的种子”，为印度即将出现的觉醒埋下爆发力。 后英国东印度公司在主管罗伯特●克莱夫（Robert Clive）及继任者哈斯廷（Hasting）重组公司下，宣教士得到更大的宽待。圣公会差派了沈美恩（Charles Simeon）、大卫●布朗（David Brown）等受卫斯理复兴运动影响的牧者来到印度宣教。布朗不仅积极布道，也开办学校、孤儿院，关怀贫穷人，这份真诚与热情打动了英国总督及其在印度服兵役的弟弟亚瑟●威斯利（Arthur Wellesley，即在滑铁卢战役击败拿破崙的威灵顿公爵（Duke of Wellinton））。但布朗对宣教历史最大的贡献莫过于仁慈地接待了一位初到加尔各答、没经验也没组织支持的宣教士威廉克理（William Carey）——更正教近代宣教之父。 下一篇故事我们即将迈入十九世纪，就是全球宣教的世纪。

马来西亚基督男少年军（Boys Brigade）诗巫第1军团成立50周年，并于3月17日假晶木大酒店举行50周年金禧庆典感恩崇拜。难能可贵的是，创始队长汤麟逊牧师受邀携带家人，自英国远道而来出席盛会，以感恩之心数算上帝的恩典。 庆典从少年军检阅仪式开始，由诗巫第１军团创始队长汤麟逊牧师主持检阅。随后便进入会场，进行感恩崇拜。 在感恩崇拜上也进行别开生面的军旗晋升礼，由砂拉越区少年军军牧邱和平主持仪式。现任第1军团队长许如益在受访时说，更换军旗是少年军的一项传统，当诗巫第1军团成军25年时，授予一面镶有银边的军旗。如今已成军50年，须将这面银边的军旗“升级”为金边的军旗。 同时，除了颁发会长奖章外，也颁发军官服务奖给在第１军团服务超过10年和20年的资深军官。 少年军要作盐和光 第１军团创始队长汤麟逊牧师在分享讯息时，不忘介绍家人。1963年来到古晋，他与太太珍纳于1964年生下长子安德鲁，1965年生下次子布鲁斯；因此，两个儿子都是在砂拉越出生，是“砂拉越人”。此次庆祝50周年金禧庆典，两个儿子特地陪同前来，也是他俩回英国生活以后，首次“回来”砂拉越。 汤牧师在分享信息时说，上帝爱我们，给我们祝福，我们也要将这祝福分给其他人，才能真正做到“让更多人享受到上帝的爱和祝福”。同时，他促请少年军们当要相信上帝，做正确的事。 他说，再次回到诗巫这熟悉地方，宛如回到了家，让人有宾至如归的感觉，因为“在基督里我们是一家人”。时至今日，他从没忘记自己是个蒙福的人。如今他勉励我们别轻视自己的能力，将来可能给人带来影响。 汤牧师欣见诗巫第1军团在过去50年培养出不少领袖，有些领袖也将所学的知识学以致用，造福他人。他鼓励少年军要作盐和光，有好行为荣耀神。 感恩崇拜结束后，庆典进入晚宴时间，现任诗巫第１军团队长许如益指出，回首过去，虽然50年走来不易，但上帝从来没离弃过他们，一直给予他们满满祝福。许如益透露，在50周年庆典结束后，将出版50周年纪念特刊，并命名为“诗巫第１军团首个50年”。同时，也会提供电子书格式，并于今年6月上载至网站或其他媒体平台，欲知确切日期，可留意其分队的脸书动态。（韵琴）

汤麟逊牧师与师母珍纳（Janet）于1962年结为连理，婚后师母随他准备前往砂拉越从事华人的福音事工，随后又跟着牧师夫唱妇随，住了德国住英国，婚后至今50余年，恩爱如往昔。 珍纳师母于1939年出生在英格兰北部的谢菲尔德（Sheffield）地区，父亲是卫理公会会友，而母亲则是公理教会（现称英国归正教会，United Reformed Church）的会友。因此，珍纳从小就在教会中长大，既是公理教会的青少年小组组员，也参加了卫理公会的主日学，是崇拜诗班员，也是一名虔诚的基督徒。 原本打算成为一名小学教师的她，在1961年时参加了一个青年营会，认识了年轻的汤麟逊，从而堕入爱河。两人在1962年正月结婚，接下来，就开始为前往当时的马来亚宣教而接受装备。在吉隆坡学习了一年的华语后，他们被送往古晋，并在古晋生下了他们的两个儿子——安德鲁与布鲁斯。 1964年，她受当时教育局的邀请教导与训练古晋区的英语教师，并担任多间学校的顾问，帮助该校教师在英语方面的掌握。而她所使用的其中一个教学方法，就是让教师们通过英文歌曲，学习语法、生字与词语。她感谢当时的砂拉越电台在每个星期六的早晨向全砂播送英语教育节目，这也使她可以通过这个节目更加认识且爱上了砂拉越这个多元种族的地方。

采访：黄孟礼（卫理报总编辑） 受访：汤麟逊(牧师、宣教士） 整理：卢韵琴 父母亲是在中国宣教的宣教士，幼年时又在中国度过快乐无比的童年时光，让汤麟逊牧师（Rev. Christopher C. Tomlinson）对中国和中国人拥有一份特殊的感情。 成年后立志向中国人传福音，努力装备了自己后终于得以到砂拉越从事华人福音事工，却被委任进行英语事工，让他苦学了一年的华语全无用武之地。随之，他在1967年杪被委派到诗巫卫斯理堂担任牧师，负责英语事工。 但也因着负责英语事工，又是青少年事工的负责人，让他看见了诗巫青少年的需要，从而引进了基督男少军事工（Boys Brigade，简称“BB”），成立了诗巫第一军团。 2018年是BB诗巫第一军团成立50周年庆，汤麟逊牧师受邀以第一创团队长的身份回到诗巫参与庆典，并在随后与《卫理报》黄孟礼总编进行了一次访谈。 BB影响他至深 汤麟逊牧师于1935年出生在英囯的普利茅斯（Plymouth）。当年他的父母Harold与Clarice是中囯宁波的宣教士。他们在1926年前往中国宁波宣教并认识彼此，随后在1934年返回英囯述职（渡假年）、结婚，生下了他们的长子——汤麟逊。 出生不久，父母就带他去中囯继续宣教工作，因此他人生最初六年的童年时光就在宁波度过。在宁波期间，他的父亲继续宣教工作，而母亲则在女校担任教员，父母亲忙碌的工作让他大多数时间都和中国籍保姆在一起同吃同睡。在日军侵华时期，他还会和保姆一起躲进防空洞以躲避日军的空袭。 1941年至1945年，由于二次世界大战，宣教士被下令撤离，幼年的汤与在中国出生的妹妹就随父母去了澳洲的新南威尔斯，并于1945年杪乘运兵船回到英国。母亲则在澳洲病逝。 虽然父母亲都是卫理公会的宣教士，但是基督男少年军对他信仰基础帮助巨大，尤其是一位对他人生影响甚多的男少年军队长。“基督男少年军的活动是训练青少年们过纪律的生活，还有圣经的学习与自我节制，这都对我帮助良多，相信对现在的青少年也是一样。” 他坦言，通过在BB的学习，让他更认识主耶稣，为他的信仰奠定了基础。“我很难想象，如果我的生命中没有主耶稣，我的生命会是怎么样的？但我很高兴，我的生命中有主耶稣。” 最初，汤麟逊在英国汉兹沃思（Handsworth）示别学院（Shebbear College）接受教育。原本他想当一名艺术家，但在他参加国民服务期间，听见了上帝的呼召，而他也回应了。为了事工装备，他又在Shebbear College of Art 进修两年。1958年－1961年，他在汉兹沃思（Handsworth）神学院攻读，之后又在塞利奥克（Selly Oaks）用了一年时间准备去砂拉越的宣教事工。 因为曾经在中国生活过6年的时间，他爱中国，更爱中国人，其父更是一直都想再回中国服事，却苦无机会。于是在他蒙召之后，他的宣教工场就是要前往东南亚为华人的福音事工努力。 抵达砂州服事教会 1962 年正月，他娶了Janet为妻，她跟他在塞利奥克（Selly Oaks）共度了两个学期。他们夫妻俩于1962年8月从伦敦乘船到吉隆坡，在那里花了一年时间在政府语言学校学华文。 1963年9月，他们抵达砂拉越古晋，正巧是砂拉越与沙巴参组马来西亚的那年，也是印尼和马来西亚出现政治对抗（Confrontation）情势的一年。 在古晋，他们本来是被差派来牧养一群以华人为主的会众，就是古晋卫理公会晋福堂；其中也有印度人、欧亚混血儿、英国人和美国人，所以成立了一个英语堂，而他理所当然成为了主理。 牧会之余，他也关心政府师训学院中的卫理学生，以及充任一些士兵的军牧。因此，他学到的华语，最终全无用武之地，这让他有点沮丧。 同时，汤麟逊牧师也充任诗巫英美宣教总部与当地政府部门的协调员/代表。他们在古晋期间，生养了两位公子，安德鲁和布鲁斯。 1966年，他度假回英国述职一年后，又于1967年被派往诗巫作牧养工作，那就是于1958年间成立的卫斯理堂。当时的聚会地点是在卫理神学院的礼堂，这也让他有机会接触了训练华人与伊班人牧者的卫理神学院。 由于大家关心青年问题，教会成立青年中心，由乃尔先生（Neil Varnell）受派为该中心主持人。同时汤于1967年至1968年在诗巫期间，指导及开办了一个男少年军的工作。之后，汤牧师临时被调往古晋，但仍专注青年工作。 在砂拉越期间，他认为最具挑战的就是当时时局不稳，本地人民正在为争取独立而斗争。为此，外国人的出行是最危险的，但他是牧师，就必须做好自己的本份，所以他还是要带领聚会。 马来西亚卫理公会自治后，他跟许多宣教士们都认为是他们可以淡出，让本地牧者与会友们逐步接管本地事务的时候了。他在这里服事期间，主要是着重于本地社会的宣教伙伴精神。顺便一提，为汤麟逊按立的是一位美国卫理公会的会督李人仆牧师（Robart Lundy），由美国会督代表英国年议会主礼，为他按立。 返回故国继续牧养 … Read More

求救国家离罪祷文 圣洁的父神，恳求祢解救我们的国家，脱离黑暗邪淫势力的捆锁，用耶稣的宝血遮盖我们的国土和全体百姓。求祢除去全国人民心中的骄傲和情欲，远离毒品、赌博和帮派势力，拒绝谎言、贪腐、自私、奢侈、邪荡、欺压和暴虐，专一寻求友爱、公义、圣洁与和平，建立和融的邻里生活。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 为国家求恩福祷文 全能的上帝，感谢祢创造我们作马来西亚的国民。求祢赐我们渴慕祢的心，决意作遵祢旨意的子民。求祢护佑我们免于压迫和争斗，促使各族和谐共处。求祢感动执政掌权者，存谦卑又好怜悯，秉行公义，建设和平邦国。求祢赐福我们继续享有信仰和言论自由，兴起合一的教会，成为社会良心为国守望。奉主耶稣名求，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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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翁震凌 上个月，世界着名汉学家何莫邪（Christoph Harbsmeier）二度来访诗巫，为了进一步发掘这地方宝贵又独特的文化、语言特色。在何教授引荐下，又有数位自中国、新加坡教授与博士生前来进行调研。最近，几位来自中国的硕、博生在教授带领下，前来本地进行方言研究。 我对这事颇有触动：我们的乡土什么时候成为了研究的“香饽饽”，吸引了众多国外学者专家前来挖宝？！其实，这并非首例，过去陆续有中国、台湾、澳洲、日本等地的专家学者前来查找资料，进而写成了一本本的专文与论文。 不知道为何，我想起了余秋雨《文化苦旅》中的那篇〈道士塔〉－－当年欧美的学者、汉学家、考古学家、冒险家不远万里而至中国敦煌，都想在那些宝贵文物中分一杯羹；他们或许没料到，当时看守敦煌石窟的王道士竟是个如此“好说话”的人，只要少许银钱，就容许他们将许多的文物一箱箱，一车车地运走。 当然，当年的敦煌文物浩劫与现在的区域研究情景是截然不同的，二者不能相提并论，因为现在的专家学者不是当年的那批人，而我们也不是“王道士”（不是出于无知与贪婪，将自己的文化“卖“了；而是因为有人懂得欣赏，而我们乐于分享）。因此，我倒不是纠结在于自己的文化让外人拿去研究了；而更多在于感叹：比起自己人，倒是外人更懂得欣赏我们的文化与我们的乡土。 喜欢无需贬低 说实话，我也曾对自己的乡土诸多埋怨，有许多不满，希望她能在各方面都有改善，都能改善，并且越来越好。但这些年来，我常常提醒自己：可以有不满，可以有埋怨，却不要因着欣赏别的城市或国家之余，贬低自己的乡土－－她虽然不是最完美的，也可能样样都差，但她始终是我“生于斯，长于斯”，孕育我成长的故土。 除了诗巫之外，我待过的地方不多，时间最长的就只有台北及新加坡。我喜欢新加坡治安良好，交通便利，生活便捷；也喜欢台北的人文氛围，喜欢那样样都有的7-11，喜欢可以让我流连忘返的书店……是的，我到现在都还很怀念；但，我又何需因为喜欢其他城市或国家，而贬低自己的乡土，或拿她来与其他城市攀比呢？！ 我认识一些在外地讨生活的朋友，他们离乡背井许多时候是迫于无奈或有诸多考量，但不表示他们对自己的乡土无情。他们活在更好的城市却心系故土。 说到这里，我想起使徒行传十七26：“祂从一人造出万族，居住在全地面上，并且预先定准他们的年限和所住的疆界……”，我们的疆界既然是上帝为我们预先定准的，我们何不多以欣赏的眼光来看待她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