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翁震凌 自入职年会文字事业部以来，都在Tuanku Osman路的办公室上班，算一算也有17年了。人生的三分之一与一天里的三分之一都在这办公室里度过，不仅有感情，更像是另一个“家”。如今要搬“家”，自是离别依依，万般不捨与不习惯。 人一生里或多或少都会有那么几回“搬迁”，有些是劳师动众的“大搬迁”（像举家搬迁、办公室搬迁、合组新家庭的搬迁等等），有些是自己独自或两三人就能处理的“小搬迁”（离乡出外求学、工作等等）；但无论是哪一种，总免不了选择要打包带走的“家当”，还有决定哪些物品会被留下、丢掉或回收。 其实，带走或留下（或丢掉或回收），这是个“大哉问”；特别像我这样优柔寡断的人，每次抉择都会犹豫万分。有时终于下定决心把某些物品丢弃，可当某天真要用到时，却又无比后悔当初丢得太快、太干脆。记得前不久自个儿家里大扫除，也是将存积多年的讲义及资料拿去回收，那时心忖：都过了十几年，应该不会有再用到的一天。却怎么也没想到在回收不久后，竟然真的迫切需要再次用到那些文档，顿时欲哭无泪！ 决定某样物品的去留 这次办公室大搬迁也是如此，有时在考虑某某刊物书籍或资料照片，是留下还是带去新的办公室，亦是难下决定（最终当然是由干事决定）。不过，最近因缘际会，开始更多地接触本地与教会历史（尤其8月底刚参加由吾会历史文献部主办的线上讲座会──基督教会在砂拉越设教故事，其中包括罗马大公教会（或称天主教）、卫理公会、BEM（或称SIB）、浸信会及圣公会的教会历史与发展，详参页6-19），突然有颇深的感触：一些当时看似没多大实用性或过时的资料物品，在日后或许会成为历史的重要文献及文物（如照片等）。许是有了这样的“历史眼光”，所以现在决定某样物品去留时，学习能从更长远的考量来衡量它的价值与意义，而不只是单单在乎它眼前的实用性。 同此理，我也很喜欢池金代会长在致词时提到的：历史可以作为我们的负面鉴戒，也能成为我们的正面见证。我相信，不只是文献文物的“去留”，教会或信徒本身的“历史”（人生经历）“去留”，也是如此――除了留存美好良善的一面，但同时不抹杀或否认生命中曾有的“黑暗时刻”，因为那也是对自身的一种警戒，提醒我们勿要重蹈覆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