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叶永盛（台北真理堂全职同工）

主后635年（贞观九年）以阿罗本（Alopen）为首的波斯宣教团抵达长安，唐太宗令名臣房玄龄接待，允其设教，并于主后638年在长安拨款兴建第一座基督教（即“景教”，意即正大光明教）教堂，开始了（涅斯托留）教会在中国的历史。虽然武则天立佛教为国教后，景教遭到一时的迫害，但三位重要人物对景教的维护使其能在中国继续蓬勃发展：汾阳王郭子仪、基督徒大将伊斯（Yazdbozid）及其子景净（教名Adam）。
郭子仪在伊斯的辅佐下平定了主后755年（天宝十四年）开始的“安史之乱”，让大唐江山转危为安，因此唐肃宗对二人重赏有加，也加强了对景教的支持，建造西北景教寺。伊斯本人忠于朝廷，更是乐善好施，其人其事后来被刻记在“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传世。
这碑刻于主后781年（建中二年），当时景教已是“法流十道，寺满百城”。伊斯的儿子景净不仅是中国主教，更因深谙中国语文和文学而声名大噪，甚至佛教传教士般若（Prajna）翻译佛典时也向他求教——当时在唐学习的日本真言宗创始人空海（Kukai）及天台宗（法华宗）创始人最澄（Saicho）带回日本的佛经，可能就是般若及景净合译之作。因着这样的交流让人不禁估计，基督教思想到底有多少机会得以散播在日本佛教的不同流派之中呢！
另一方面，景净可能已将四福音、部分使徒行传、保罗书信和诗篇翻成汉文，而<<三威蒙度赞>>（三一颂）更是他将古叙利亚文赞歌翻译成汉文的杰作，使得有西方学者指出：“我们西方要等到宗教改革后才得以用自己的语言吟诵此赞歌，中国基督徒却要比我们早了七百多年。”
盛极一时，昙花一现
然而，主后980年左右（五代十国时代），如此兴旺的景教却突然销声匿迹，这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呢？较有说服力的原因有四：
第一个原因是主后845年唐武宗的“会昌灭佛”，这是针对佛教的逼迫，但连同非源自中土的景教、摩尼教等夷教都遭池鱼之殃，一併遭受打击。
第二个原因是过份的处境化：有人指责景教是混杂了儒、释、道混和主义基督教，但根据20世纪初敦煌出土的大量景教文献的判读,事实显示这些汉译的神学思想中并无异端之说，甚至在西方被质疑“基督二重位格”之嫌的涅斯托留神学也未见于汉译文献；故景教在神学上是站得住脚的，但却在翻译上过于本色化而误导后人，例如：天尊(上帝)、诸佛及非人(天使)、平章天阿罗汉(天军)、宝路法王(使徒保罗)等佛家用语，以至其实敦煌发现的景教文献竟是在佛教洞窟中找到的，可见后人很自然将景教归类为佛教的一支！
其三是景教教会并未深入民间，其信奉者多是西域人（景教碑文上的名字多是叙利亚文）或仅止于知识分子——从出土的大量景教汉文文献可知，应有一定人数的汉人能阅读，但能看懂这些文献的可能也只有受过高深教育的汉人。
其四是景教长久以来过于依赖政府的荫蔽而发展，因此随着唐室的覆灭，教会也随之衰亡；唐朝末年，国内因“安史之乱”后普遍仇外，主后878年广州失守，据当时旅华的一名阿拉伯旅客记录，当时有12万名穆斯林、犹太教徒、基督徒和拜火教徒遭屠杀。
亚洲教会在东亚昙花一现，但始终仍可说是盛极一时；但同时期在西亚，教会却面临阿拉伯的伊斯兰帝国兴起后的严峻挑战。下一篇我们将来看看媲美大唐的伊斯兰帝国统治下教会的光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