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黄孟礼（卫理报总编辑）
受访：朱新进（马来西亚基督教卫理公会荣誉会督）
整理：卢韵琴

曾因被讥是“路边放风筝的孩子”而力争上游；从被按立为牧师，到被选为会长，当了8年会长，又获选为会督。8年后退休，继又被邀请在美国作宣教的工作，进而移民美国。在人眼中，朱新进牧师虽然一路算是平步青云；但他总说“这是上帝一路上的引领，我才有今天，所以我不能辜负天父的美意。”
大马基督教卫理公会总议会荣誉会督朱新进牧师是道道地地的砂拉越子民，也是大马卫理公会自治以来，第一位来自砂拉越的会督。

出生泗里街小村落
1941年，朱牧师出生在泗里街复兴坡的一户人家，父母亲都是爱主敬主的基督徒，更乐意把所居之屋开放予教会主日学用途。因此，他等于是在主日学校中长大的。后来他在泗美小学就读，据说那时学校旁边有复兴堂，可惜后来这个教会就关闭了，而主日学也迁至学校内进行。
“其实我的祖父原是一位风水师，那时他与家人住在中国福建闽清县白云渡。我父亲在12岁时生了一场大病，祖父寻遍名医都没法让父亲康复，后来他在梦中得到了启示，要他带着父亲到某处找一个身穿白袍的人求医。醒来后，祖父就背着父亲去寻医，那时他们还不知道这个身穿白袍的人就是一位牧师。”
当时，那位牧师就接纳了他们，安排他们住下，不但医治了他的父亲，还传讲真道给他们听；就这样，两父子就从此信主，归入上帝名下。
后来祖父与父亲远渡重洋来到砂拉越，父亲朱传春与原本就是出生在基督徒家庭的母亲黄桂英结为连理，并决定要献上一个孩子给上帝。

父母有意献子神用
“我的父母亲生育了7男2女，我排行老九。父亲十多岁时随祖父母来到泗里街开垦，后来祖父母选择了回乡，也就在中国逝世。他与母亲决定奉献一个孩子给上帝的事，他一直都没有告诉我，直至他96岁临终时，才把这件事告诉我。那时我才知道，原来他打自认定我是奉献给上帝使用后，就不再吩咐我做家事，只因他认为我是上帝的仆人。”
朱牧师中学时期换了3间学校，除了曾经在华侨中学读了一年书，转至英华学校继续学业；七号毕业后，再转至安东尼中学继续八、九号的学业，因为英华学校被通知只能开办小学二不能开办中学。九号毕业后，他回到英华学校执教。两年后，他蒙召献身读神学。
“由于我只是英文九号教育文凭的学历申请台南神学院，就需要修满6年的课程才能完成神学士课程，因一般上都是大学毕业后才进到神学院研读；于是我就辞掉教职工作，动身前往台湾。”
那是在1963年，经济有压力的朱牧师并没有足够的钱买船票到台湾，勉强筹到了一张前往香港的船票，只能花一个月的时间先坐船漂洋过海到香港。抵达香港后，再通过帮人带货的方式，得到了一张从香港到台湾的机票。就这样，当他抵达台南神学院时，已经开学了。
在台南神学院读了2年，他被游说转系至社会工作系，但终于他还是觉得自己要回应上帝的呼召，就再转回神学系。后来，他因为参加由卫理宗教育理事会在台湾所举行的基督教神学研讨会，让他有机会一位由三一神学院担任讲员的教授协助，申请到新加坡三一神学院的全额奖学金，缓解了他的经济压力。最后的2年，他是在三一神学院完成了他的神学教育，那是1967年至1968年。
1968年8月，他回到砂拉越，并成为了砂华人年议会的传道人，在下新芭救世堂（现救世布道处）和阿山港道安堂服事了4个月的时间。两间教堂相距半个小时的行走路程，虽然身兼两间教堂的牧养工作，但他服事得很开心，还和救世堂的青年团契举办圣诞晚会为堂会筹款买了发电机。

初出道被执事不屑　
1969年年议会召开之后，他被派遣前往美里美安堂牧养。然而，当他抵达美安堂时，才知道当时的执事对他是并不看好。“我是在会议记录上读到的，他们在会议上形容我是‘路边放风筝的小孩’，并且要求年会派遣更多经验的牧者来牧养他们。”
因着“不被看好”，激发了他的不认输；虽然有些执事们无法配合，但时逢美里丹绒罗邦（Tanjung Lobang）开办专收没有好成绩的就好生，他便开始了丹绒罗邦卫理青年学校的团契。很快地，契友人数一天比一天多，超过了百人，而这些契友就是他的后盾，无论是招待员，还是服事人员，都大有人在。
眼见他的工作成绩，执事们也慢慢回转，开始与他配搭；就这样，他在美安堂牧养了3年。在此期间，他认识了前往美里短宣的师母，情投意合的两人在交往了数月后就决定在1971年5月22日携手共赴未来，并在婚后决定申请升学。
1972年，他成功入读位于印尼耶加达的东南亚神学研究院，以“水牛神学”闻名的小山晃佑博士是当时的院长，为他提供了一半的奖学金。1年多后，他修完了所有课堂课程，离开耶加达后，到新加坡撰写硕士论文。
1974年至1976年，他担任卫理青少年事工干事，并兼在福源堂牧会。“那时，爱莲街福源堂已经关闭，搬迁至布律克路福源堂崇拜；后来我和其他几位传道人看见圣堂崇拜人数爆满，因此一起争取重开爱莲街福源堂。最终，爱莲街福源堂在1976年重新启用。”
1977年，他被派往卫斯理堂牧会。1982年，他决定到美国升学，但又因经济问题，只能修读教牧研究科课程。“那时，学校虽然免了我的学费，但我的生活费却依然没有着落。临行时，师母的伯母得知我的需要，就奉献了6千元给年会支持我。然后，还有林国美弟兄的慷慨解囊，给了我帮助，并助我申请到美国的签证，于是我就这样启程了。”
在美国2年多的时间，他在学校洗盘子、除草、打工，还去教会讲道赚生活费；留在诗巫的师母则是与家人合作，煮起了砂拉越叻沙与咖喱饭，度过了经济艰难的两年多的时光。
1984年，他拿到了博士学位回到诗巫，在新福源堂服事。1985年，他再被派往美安堂牧会，积极地推动植堂工作，在美里珠芭地区建立怀恩堂。1986年，他被选为教区长，推动了美里区设立10间教堂的目标。1988年年尾的年议会中，他被选为会长。1996年，在吉隆坡召开总议会时，他获选为大马总议会会督。

东西生活文化差距
1997年至2004年，他当了8年的会督，也是卫理公会在马来西亚设教以来的第一位来自东马砂拉越的会督，成为了“砂拉越之光”；然而，他却在上任时不被看好，更在发工资时只领到在砂拉越事奉时的薪水。他决意要总会理事会制定会督薪金制度，因为在那时，总议会并没有一个适宜的会督薪金制度，导致他们是依照我在担任砂拉越华人年议会会长时所领的工资来发工资给我。要知道，东西马的消费指数相差甚远，在吉隆坡生活却领着砂拉越的工资，那岂不是无法生活？于是我便开始要理事会着手制定会督薪金制一事。”
身为一位兼具东西方思想教育薰陶的传道人，他认为，东西方教会的情况各有不同之处，如果牧者可以融合贯通，在牧养时将会是事半功倍。因此，在他担任会督期间，他东西方文化兼具的优势就帮助了他许多。其实，东西马教会情况也不一样，若是东马能有一位自己的会督，在推动东马事工上就会有更大的帮助。

每年回国回馈乡
2005年，他正式退休并前往美国达拉斯探望儿女，却因当地教会的需要牧者，他留在美国继续为主做工。“我原本只想与孩子团聚，但上帝就是如此奇妙，我就继续为主服事。直到3年后我才真正退休，为着我可以自由地在各处做我自己喜欢做的事。”
在美期间，他服事的对象是美国南卫理公会大学（Southern Methodist University）的学生，除了周六的开放门户，邀请学生们来参加聚会，还有周日的崇拜等。“那时不只华人学生，还有很多异教徒会来参加，他们并不排斥基督教的聚会。”
已经取得美国居留权的他，对家乡砂拉越有着不可割舍的情感；于是，他每隔半年都会回到砂拉越生活，并且到处讲道。
他要强调的是，观其一生，上帝从来不曾亏欠过他；虽然他不知道自己还有多少时间，但是他会继续在有限的时间内为主做工，直到不能做为止。